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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泸定沈边土司兴衰史

已有 390 次阅读2020-2-28 13:56 |个人分类:康藏记忆Shangri-La|系统分类:读书

泸定沈边土司兴衰史

余承恩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制度,是一种“以夷治夷”的办法,也是封建朝廷对于各少数民族实行的间接统治。土司制度,在历史上起到过捍卫边防、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作用。后来,因为土司是世袭官,得以世代统治土地和人民,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当其势力扩充和膨胀之后,就是“自王其地”的独立王国,极容易发生叛乱,与封建朝廷对抗,所以明、清两代,为了加强中央的权力,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康区则在清光绪末年,赵尔丰治边时,才进行“改土归流”政策。

沈边土司原来的驻地在今泸定县沈村,明朝时辖地较宽,东至大小凉山,南至金沙江,西至打箭炉,北至黎雅峨边汛界,清顺治九年(1652)内附。“三藩之乱”时,附吴军,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赵良栋率领清兵收复四川,沈边土司赴省(成都)投诚后,原所辖的峨边、大小凉山等地便未归还,到了康熙四十九年(1710)王得洽被授为松林千户时,清朝为了进一步削减沈边土司的势力,便将宁远(今石棉县一带)等地划给了王千户;嗣后所辖计有沈村、化林、加郡、得妥、雨洒坪、紫雅厂、湾东、磨西面、喇嘛寺(今新兴)等十堡。

为了提供康区土司制度中的有关情况,笔者以族弟余承寿至今所保存的《余氏家谱》(系清乾隆五十九年的手抄副本)为依据,将沈边土司兴哀史概述于后。因文化程度有限错漏难免,仅供参考。

一、沈边土司的起源

早在13世纪末,元朝成宗皇帝铁木耳即位后,分封其二弟铁木建为两平王,食邑湖广麻城(今湖北省内)。铁木建之妻、妾共生九子一女,女招赘一婿,被赐名为铁弦,总的姓氏是:“奇渥温氏”。子、婿十人俱中元朝进士,官至四太守、五尚书。至14世纪中叶,随着元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农民起义军,发誓要杀尽皇族后代,当时铁木建已故,其子、婿十人被阻聚在青州(今山东省内),无法回归北方故土——蒙古,只得向西方逃奔,为了免遭杀身之祸,弟兄十人商量后,采取了隐姓埋名的策略,议定改为姓余,取其字义:余者,我也,意思是表示,我还是姓我;同时假称:“如我余氏籍,本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十二都人氏”,其目的在于避免继续逃奔中受到关卡盘查时产生怀疑;弟兄十人各吟诗一句,凑成“苦诗”一首,并发誓后,便分别逃奔。改姓后的余伯锡一支人马折向南边,至嘉州(今乐山地区)境内,寻找偏僻地方立足,便占山为王,当明朝朱元璋称帝后,于洪武二年(1369)余伯锡摇身变为当地部酋首领,以其戍守此邦随风就御驾驭有方等为由,而被敕授为都刚院万抚司,后又被改授为长河西鱼通宁远百户,至明朝永乐八年(1410)被武德禄军(当时的武官)提拔为千户,历传数代至余福保(见《泸定县志卷·氏族》,是第八代)、余期拔(见《打箭炉厅志》是第九代),抚平白水江有功,改授沈边长官司之职,但未颁印信,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才颁给长官司印信。

二、沈边土司历代事略

自明朝洪武二年(1369)授百户起至清宣统三年(1911)“改土归流”止,历时542年,前后共传二十代,其顺序和事略如下:

第一代余伯锡:随征沈边地方,把隘御寇,勤劳有功,因授沈边百户(见《泸定县志卷·氏族》)

第二代余毕撒:奉旨征讨建昌月鲁木耳作叛,凯旋回师。

第三代余思山:边关宁谥。

第四代余长寿:边关无异。

第五代长官司长官余初保:在明万历十一年(1583)因建昌铜窠彝族部酋叛乱,奉钦差刘(系姓,未录名)令牌(当时的军令)调余长寿南征,余长寿遣长子余初保带兵前去参加征伐,被钦差授与余初保千总职衔,招降了三十八寨,救出黎大所(系千总)的兵丁二十一名。立功受到优奖,回到原边防后,承袭父职。

第六代余景冬:承袭父职后,因为辖地较宽,其主要兵力仍集中在原来宁远地区的老立足地,沈村一带只驻守少量兵力,因为武力不足,所以将大渡河西岸的一十二堡拨给呷吗蛮张,并向总督具文,请授为千户,协守咱哩。明天启三年(1623)因色酋造反,奉抚院命令,调去守卫成都,援省有功,受到优赏。

第七代余结保:驭彝有方,无战事。

第八代长官司长官余福保:商遭咸宁,多次受到其上司的嘉奖。冷边土司见沈边土司的主力长期未驻在沈村,企图兼并,便纠合始阳(今天全县)高土司、黎州马土司合兵围攻沈村,后来,沈边土司的援兵赶到,才解围议和,冷、沈双方划定,以佛耳岩为界,从此互不再诉诸武力(后来于清乾隆、光绪年间沈边土司曾分别与冷边、咱哩等土司联姻)。明崇祯十三年(1640)奉钦命总督郑(系姓,未记录名字)的檄文(命令)调遣,带兵截剿流寇于白水江有功,获奖扎符(嘉奖令)一道,加衔为指挥使。

第九代余期拔:于清朝顺治九年(1652)七月,平西王到嘉定州,余期拔缴印投诚,被赐名余永忠,赏给袍帽,颁发令旨,改授长官司之职(见《打箭炉厅志》)。许诺:待世宁之日,才具文颁发给印信;并勉励其维护边防,管束番彝,照旧流通诸商茶道。从九代起沈边土司即提升为长官司,以下各代同。

第十代余从化:于顺治十八年(1661)六月承袭父职,康熙元年七月接到上南道熊()宪牌(当时的文书)、奉都院部李()宪牌,为奖励事开(即事由):“余从化新授职衔,倾心孝顺,束彝有方,道路宁谥,深可嘉奖,合应颁给花红奖,为此牌;仰该土司官,仍以长官司职衔,照旧管理地方,提调头目,严束部落,修搭险道,护送诸商;始终勤劳于将来,勿负委用于今日”。上述原文记录了当时长官司的职责。康熙十四年署黎雅营游击蔡应裕巡守边防时缺赏,河西(指大渡河以西)民心耗散,因此藏番通呷烈乘机越侵河西一带村堡,并烧却猴子坡。余从化具文上报,经总督蔡,巡院张、提督郑(蛟麟)、布政司建吕镇等下令捍卫和抵御,才得以平息。后来“三藩之乱”中,吴三桂分兵占领四川,四川提督郑蛟麟等人均降,余从化也投降了藩军,西部彝族头领也纷纷起来进行割踞,成尾大不掉之势。余从化身故。

第十一代余从国:承袭兄职,至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清兵收复四川,余从国赴省投诚,被勇略将军赵良栋仍然以原来的长官司职衔作为奖赏,令其回到边防,于次年(1681)身故。

第十二代余明奇:康熙二十年(1681)承袭父职,管理边关隘口,协守沈边。五月勇略将军赵良栋攻克小关山后向余明奇说:要等到金川平定之后,具文提请颁发印信,奖赏回边。

康熙三十年(1691)奉总督命令率兵攻取磨西面、湾东各地,余明奇身先士卒,攻克了磨西面,活捉敌方官兵二十三名,获奖银牌二十三面,是年升授营官职衔。康熙三十八年(1699)西藏驻打箭炉营官昌侧集烈,打死明正长河西土司蛇蜡喳吧,率兵攻陷明正全境,侵据河东乌泥、察道等地,进窥天全。清廷派四川提督唐希顺率军进攻。康熙三十九年(1700)九月,余明奇奉化林营参将李麟调遣,率领士兵,首先过大渡河去招安三渡(即沈村渡口、子牛渡口、烹坝渡口)以西的村堡百姓,随招安咱哩的古六七力(即咱哩千户)迎缴了印信三颗,原授营官职衔,这时又奖给余明奇“抚彝都阃府扎符”一道。紧接着四川提督唐希顺分三路进取长河西时,先住在沈村,命令余明奇带领士兵参加平定西炉,当时唐希顺步步为营而进,因兵食艰难,粮道险远,便命令余明奇由大岗山一带(实指回马坪以上从冷竹关至康定一段)。开辟道路,并且要亲自带领士兵为其搬运粮草,余明奇抢修道路并将糈粮运足后,又奉命派往木雅、鲁密、董卜等地去招安各土酋,各献土地人民,纳款归服。册报户口,尽入版图。至此,提督唐希顺面渝:班师回川后,就具文颁发印信号纸,以作为对余明奇的赏功。康熙四十年(1701)磨西各地叛逆盘踞阻塞关外,忽然造反,余明奇向四川提督报告后,唐希顺复文,命令余明奇带兵征剿,当时磨西逆反猖獗两次反扑,余明奇带领大兵血战了两年多,将生擒之四十八名叛者,押赴到省(成都),终于平息叛乱,恢复了边关(当时虽然由烹坝至康定的道路通了,但是从磨岗岭经磨西翻遗雅家埂通往康定的道路,仍居重要地位,所以磨西在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后来修造了泸定铁索桥,磨西才变成了偏僻的地方)

康熙四十四年(1705)修造泸定铁索桥时,余明奇曾积极参与,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到长官司印信一颗号纸一张。康熙五十八年(1719)余明奇病故葬于两河口。

第十三代余世统:于康熙五十八年承袭父职,乾隆十一年(1746年)出兵攻取瞻对(即今新龙县),余世统奉命带领士兵随清兵征伐,因其勤劳无误,被嘉奖给军功一次。乾隆十三年(1748),金川(现丹巴县和阿坝州金川县)造反时,余世统率领士兵首先到炉(康定)堵御,等到大兵云集后,才被调去防守若吉(今康定县鱼通区境内)关口,至当年五月平息后撤回。余世统病故于七月初四日。

第十四代余洪泽:于乾隆十三年(1748)承袭其祖父职衔。乾隆十八年(1753)正月颁请号纸一道,同年十月颁于长官司新印一颗,系乾字一万一千七百号,重二十八两五钱。到乾隆十五年(1780)四月进京朝贡,乾隆皇帝赏赐四品顶戴、蟒袍补服、朝珠及缎匹等物。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初九日奉命往大海子截堵啯咂(啯咂二字系原文,笔者尚未查到有关史料记载),十一日余洪泽感冒风寒而回,十四日身故。

第十五代余国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承袭父职,四十九年(1784)进京朝贡,乾隆皇帝赏赐三品顶戴,即比其父提高了一个品级的官阶。

乾隆五十一年(1786)五月初六日午时沈边辖区内发生大地震,磨岗岭垮山,堵塞大渡河九昼夜。乾隆五十五年(1790)新开(即兴修)磨西面水堰,由鹿尾坝至南门关,约五十余里。

第十六代余尚均:于嘉庆六年(1801)承袭父职,嘉庆九年(1804)进京朝贡,被嘉庆皇帝封为宣慰使,赏赐三品顶戴。于道光初年在隆巴堡鹰咀岩开矿炼白银成功,得银甚多,署内堆置数室,始封山停办,并派差守护。余尚均于道光二十年(1840)病故葬于海子山。

第十七代余铭恩:于道光二十年(1840)承袭父职,次年(1841)进京朝贡,被赏赐四品顶戴,是年首次回蒙古祭祖①,并去山东、福建永福县、湖北等地寻宗祭祖②,至咸丰初年,因其在砂子坡(沈村堡子下面)打伤挡道拦轿滋事者,酿成了人命案,报经朝廷,命钦差到沈村署内复审定案,服法递配(即充军),亡故于远乡。为其在海子山所建墓廓,系一空穴③。

第十八代余铭鼎:系咸丰初年代承兄职,晚年时另立衙署(旧称下衙门)

第十九代长官司长官余志和:于清光绪年间继承其父余铭鼎的职衔,后与松林王千户家联姻,陪嫁其女时将猛虎岗一带地方划给王千户,因王千户曾于同治二年(1863)参与设计诈降翼王石达开后,其势愈大,余志和与其联姻有助于巩固自己的地位④。

第二十代余应玺:于光绪后期继承其祖父余志和的职衔,在职时较暴虐,曾亲手打死正在听差的亲舅父⑤。至宣统三年(1911),赵尔丰实行“改土归流”追缴其沈边长官司印信号纸,后致精神失常,于民国28(1939)病故。

注①②③:系余铭恩之子余志恭、字守谦,于清光绪丙午午所写的《我父平生秘事》中记述。

注④⑤:系余志恭之三子余启文、字惠堂,于民国丁丑年所写的《窄心楼记》中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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