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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对域外信息的搜集

已有 156 次阅读2020-7-24 11:46 |系统分类:文化

西夏对域外信息的搜集
自李继迁反宋自立,到西夏被蒙古所灭,这个长达200多年的政权为了在与敌国的军事对抗中先发制人、和议谈判时谋取最大利益,也为了学习借鉴他国的典制礼法以完善本国制度建设,通过多种渠道探取敌方各方面的信息。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研究者多将其放在宋夏战争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强调情报的获取对于宋夏之间的战争进程的影响,却忽视了西夏除军事情报之外对于其他情报的探取,以及对除宋之外其他政权内部信息的侦探。本文欲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西夏获取信息的途径、内容、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以使对西夏信息的搜集、利用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辽、西夏与北宋并立形势图(1111年)

一、获取信息的途径

西夏获取信息的第一个途径是通过使者。辽、宋、夏、金之间派遣使者进行恭贺、吊慰或感谢,这些使者在出使中常会搜集有价值的信息。如李德明为了获取宋朝的军器制造技术,曾派使者偷造,结果宋朝“禁夏州进奉使造军器归本道”。宋仁宗宝元元年,尚未称帝的李元昊为了解宋朝的边防情况而派使者,以前往五台山供佛为名暗中窥探沿途山川地理,史载“春正月癸卯,元昊请遣人供佛五台山,乞令使臣引护,并给馆券,从之。元昊实欲窥河东道路故也”。这次刺探是成功的,所以同年九月,“赵元昊悉会诸族酋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髅中共饮之,约先寇鄜延,欲自德靖、塞门、赤城路三道并入”。但不知何故,这次入侵行动最终没有发生。

元昊多次派遣使者探听宋朝虚实的情况也引起宋朝注意,因此“(韩)亿请下诏为除馆舍礼之,官主贸易,外虽若烦扰,实羁防之”。宋朝虽然以限制西夏使臣活动范围的方式来阻止其探取信息,这种方式是否有效,不得而知,但毋庸置疑的是,西夏通过使者探知信息的情况并未断绝。

元昊

乾顺统治前期,外戚梁乙逋执政,因边境问题与宋朝屡生争执,甚至兵戎相见,但为了获取宋朝赏赐,仍派遣使者贺正旦,从而乘机“以窥朝旨也”。公元1125年,金朝南下侵宋,徽宗急忙传位钦宗,在政权鼎革之际,乾顺立即“遣使表贺,且觇虚实”,以便作出合理决策。使者获取情报的风险较小,而且能深入敌境,获取许多机密信息。但使者因其出使路线的固定性以及活动范围的受限,故其所搜集的信息仅限于其出使沿途的山川地理、社会风俗。其所行路线若非军事要地,则信息的价值将会大大降低。而且使者出使有时会停留较长时间,一些机密消息无法及时传回国内,超过了信息的时效性,使其丧失价值。同时因敌国对使者的防范,导致使者获取的信息可能是零散、片面的。

西夏获取信息的第二个途径就是派遣间谍,刺探信息。自从李继迁反宋,双方就开始互派谍者,刺探消息。淳化四年,“陕西岁比不登,加以馈饷劳扰,民不勘命。保吉侦知虚实,率兵入原州,围牛栏寨,与团练使石保普相持数日”。大中祥符二年六月,“环庆路钤辖司言捕得蕃部谍者卢搜,法当处死。诏械送夏州,令赵德明裁遣”。元昊统治时期也是大量派出间谍,探听消息。宝元二年,为了防范宋朝向其用兵,元昊“潜使人出入诸边,刺探机事,并煽诱蕃、汉归附”。这里的“使人”就是“间谍”。庆历四年,夏与契丹交恶,契丹派兵进攻西夏,“获党项侦人”,结果这些谍者被契丹射杀。西夏间谍频出,四处探听机密消息,严重威胁其他政权的安全,因此其他政权也会采取措施严密防范西夏谍者的出入。在宋仁宗康定元年六月,宋朝的枢密院“请下缘边部署司,应山险处,并沟堑以绝奸细出入之路,从之”。但西夏的间谍并没有因此停止活动。熙宁九年,秉常听闻宗哥首领鬼章入寇五牟谷,“亦点集十二万众谋取熙河,以六万拒中国兵来路,以六万攻二州城”,后派往邈川的谍者回报“国不纳温溪心等降”,故而也停止了这次军事行动。元丰元年三月,“环庆路经略司奏,夏贼遣嵬心刺事,及张言点集大兵入寇,匿于熟户吹宁家”,神宗下诏经略司核查无误后将其处斩。绍圣元年正月,梁太后向宋请求以兰州易塞门、安远二寨,被宋拒绝。当年四月,“遣谍至鄜延觇事”,被宋朝经略使范纯粹发觉,将其遣回。

秉常

在间谍的待遇方面,西夏比宋朝更为优渥。宋朝田况给宋仁宗的上书中将西夏的间谍与宋的做一对比,指出:“昊贼所用谍者,皆厚加赏赂,极其尊宠。故规我机宜,动必得实。今边臣所遣刺事人,或临以官势,或量与茶彩,止于熟户族帐内。采道路之言,便为事实。贼臣变诈,重成疑惑。”因获得的物质报酬不同,导致两国谍者所获信息的真实度也相差甚大,这也是宋夏战争中,宋常失利的一个原因。因西夏谍者能带来有价值的信息使其在战争中获胜,因此西夏也比较重视谍者的选派,每有重大行动,西夏都会派遣谍者先行刺探消息,为行动服务。史载“元昊行兵每以厚赏用间谍哨探,至数百里外必得其实,又阴养死士,专备劫刺”。

这些受西夏重用的谍者一个主要来源是沿边蕃户。这些人生活在宋夏边境,熟悉沿边道路险阻、民情风俗、军事部署,因此西夏常以他们作为向导向敌国进攻或探听消息。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分析宋朝沿边四路防务情况,指出“此路(泾原)见在属户万余帐,从来骄黠,山外之战,观贼入寇道路,会战之处,一如宿计,彼之远来,安能知此,皆属户为之向导也”。《宋史·范仲淹传》载:“初,元昊反,阴诱属羌为助,而环庆酋长六百余人,约为乡道,事寻露。”元丰二年,环庆路经略司俞充言:“蕃部昌宁为西界守领使诈归投来刺边事,续来理索,并熟户蕃部苏尼亦入汉界刺事,若依法处置昌宁,恐生其疑,乞牒还西界,苏尼乞刺配近里州军。”元丰六年闰六月,秉常复位向宋遣使求和,宋朝同意西夏的请求,结果“秉常请睦使回未逾旬,即遣蕃部者莽入熙河探事,为经略司所获”,秉常遣使谢罪,宋朝也因此生疑,而又加强边关防备。可见西夏的谍者探听活动并非都是成功的,一旦失败不但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会促使宋朝强化防务,加大刺探信息的难度。

除了沿边蕃户之外,宋朝内部的汉人也是西夏谍者的一个来源。张元、吴昊投奔西夏之后,其家人被宋关押在随州,结果“间使谍者矫中国诏释之,人未有知者”。冒充宋朝使者,将张、吴二人的亲属从宋朝监狱中释放出来,还未被察觉,这些谍者一定是熟知宋朝诏书传递的汉人无疑。由此推之,西夏在刺探辽、金等国消息之时,其境内人亦有人员充当西夏谍者。

叛夏又返回的人员也会带来敌国的信息。西夏境内的人员叛逃至他界之事时有发生,但又因某种原因,而回到西夏,这些人员因在敌国境内生存,对敌国情况有所了解。因此《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番人叛逃门规定:“我方人有大小罪逃往敌界,重归来投诚时,是和平时,则逃罪当释。前罪,偿债有何勿释,当还给,依法判断。其中文武忠显,知晓内外秘事,是关系朝廷之利益者,应管摄及依顺投归来等,应不应释罪,视人状时节、事由等奏议实行。”因为史料缺载,我们无法得知叛逃又复归的人员有多少,而这些人又能为西夏政府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信息,但这项奖励规定的出台至少表明当时西夏政府能够通过这群人获知敌国的信息。

周边国家的人员至夏境,也会带来母国的相关情况。这部分人员成分复杂,包括落第士人、被从宫廷中放归的宫女、士兵、百姓等等,有主动投夏的,也有被引诱前去的。士人之中最著名的是张元、吴昊,他们二人在宋朝屡试不第,前往西夏,通过乖张行为引起元昊重视,而被委以重任,成为元昊建国攻宋的主要助手。黄艳、杨轶群在研究宋代士人落第后的选择时指出,有一部分落第士人会投敌走上对抗政府的道路。富弼也在上疏中言:“元昊早蓄奸险,务收豪杰。故我举子不第,贫贱无归,如此数人,自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彼数子者,既不得志于我,遂奔异域。”由此可见投往西夏的士人不在少数,他们的到来会为西夏带去众多宋朝境内的重要情报。被从宫廷内放归的宫女也会为西夏带来了许多机密的情报。富弼疏中言:“又比来放出宫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币市之,纳诸左右。不惟朝廷之事为其备详,至于宫禁之私亦所窥测。”但释放宫女之事并不常有,所以通过此渠道获取宋朝内部消息也是偶尔有之。宋朝将领、百姓投往西夏,也为其带去了宋朝边境防务情况。如至道三年“灵州屯戍军校郑美违主将令,惧罪叛逃继迁,说以灵州可取状。继迁授指挥使职,令为前导,率兵攻灵州”,被都部署杨琼击败。治平三年,“环州熟羌思顺举族投谅祚,倚为向导”,蔡挺使反间计,谅祚生疑处死李思顺,并放弃入侵。

正因为从别国而来的人员能为西夏带来许多有利的情报。因此西夏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规定:“敌人真来投诚者,地边、地中军内及他人辅主等,愿投奔处当办理。其中若于敌界任高位,及一部部迁家统摄引导来投诚,并有实言消息送来者,视其人状、功阶,应得何官赏、职位,以及应按原自本部顺序安置,当依时节奏告实行。”“敌人投诚者已来之给官赏、粮食等,当视来人状高下,在敌中任何官职,送何消息,计议按应给给与。”投诚之人带来信息的价值成为了此人获取奖赏的一个标准,可以激励投奔西夏的人员尽可能多地携带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为其谋取实质的利益。

除上述人员外,商人也成为西夏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通道。夏与宋、金等国都有榷场贸易,商贸往来频繁。因此西夏利用商人往来之便,令其在贸易过程中打探敌国境内的消息。《宋史》载:“夏人禹臧苑麻疑边境有谋,使人入塞卖马,吏执以告。延庆曰:‘彼疑,故来觇,执之,是成其疑。’约马直授之使去。”而宋人也意识到商人能泄露机密,故在宋夏冲突剧烈之际,严防边民私下贸易,防止机密泄露。元丰七年,“枢密院言,西贼近寇诸路,方戒严时,虑边民私博易,或漏边机。诏陕西、河东经略司严加约束”。

除了商人,四方云游的僧人也可充当传递信息的载体。康定元年二月宋朝下令“禁僧道往河东及度潼关以西”。为何有这样的禁令不得而知,但此时正当宋朝遭遇三川口之败,谨防西夏间谍出入,“严斥候,籍入而禁出”之际,而河东、潼关以西之地又是宋夏交锋的前线,此次严禁僧道前往这些地区,应是为了防止他们携带宋朝境内的机密消息泄露给西夏,这也从侧面说明四海云游的僧道也是西夏获取敌国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

西夏文字

二、获取信息的内容、特点

西夏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域外种种信息加以利用,这些信息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典章制度、重大政治活动等方面信息。夏州政权自拓跋思恭获封定难军节度使至李元昊称帝之前,已逾百年,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其各项制度是较为完备的。然需要成为与辽、宋对抗的独立政权,已存的制度便显不足,因此元昊派遣的使者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宋朝的典制、礼法。“元昊僭谋阴蓄,使介往来,久悉中朝典故。至是,于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式,而见官属以六日为常参,九日为起居,均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有执笏不端、行立不正、趋拜失仪者并罚。”通过获取宋朝典制的信息,使得西夏朝廷的礼仪、制度渐趋完备,有了一个独立政权的规模。因此元昊称帝后给宋朝的上表中得意地写到:“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表明服饰衣冠、礼乐典制都符合帝王的规范,因此称帝是顺天应人之举。西夏皇帝秉常也通过从所俘获的汉人身上了解宋朝制度。史载“秉常连次犯边,每得汉人,辄访以中国制度,心窃好之,乃下令国中悉去蕃议,复行汉礼”。通过对宋朝制度的了解使秉常深爱汉制,并进行礼制改革,而引发了西夏的蕃礼与汉礼之争,可见宋朝典制对西夏政局影响之深。除此之外,宋朝重大政治活动也是西夏搜集的一个重点。景德三年德明听闻“中国司天奏周伯星见,复遣贺承珍入贺”。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宋真宗东封泰山,李德明知悉后,立即“遣使入献”,表达对宗主国宋朝的恭敬。

山川地理、民俗风情等信息。上文曾提到西夏为了进攻宋朝河东地区,派遣使者以供佛为名,搜集沿途的山川地理形势。富弼在给仁宗皇帝的上疏中言:“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纵其来往,盖示怀柔。然而迹稔则容奸,事久则生变。故我道路之出入,山川之险夷,邦政之臧否,国用之虚实,莫不周知而熟察。”西夏使者李师白也利用出使金国的机会“尽得其民风土俗,著《奉使日记》三卷”。

军事防备、出兵进军方面的信息。西夏虽先后臣服于辽、宋、金,但也时有冲突,尤其与北宋之间战争不断,因此知悉敌国沿边防备和战争期间的进军出兵情况对西夏来说至关重要,故而常派遣间谍潜入临境刺探消息。如元丰八年八月,“乙逋侦知鄜延解严,猝以五千众傍城大掠,尽得其牛羊驼马,获兵民辄射杀之,为嵬名理直报仇。已闻鄜延二州兵出击,即全师退”。元祐六年,宋夏因疆界之事屡生冲突,鄜延路经略使赵禼邀请西夏派人就疆界之事进行商议,结果却“捕得生虏乙吴麻,乃所使出入汉边,达言语通事类者”。建炎二年,“金帅娄宿连陷长安、凤翔,陇右大震。夏人谍知关陕无备,遂檄延安府言:‘大金割鄜延以隶本国,须当理索,敢违拒者,发兵诛讨之。’”开禧元年十一月,“纯佑闻蒙古侵金,与河东监军完颜天骥相持,乘虚以兵入其境。行数日,无所得,谍报蒙古已败金兵,回师来救,乃还”。

黑水城遗址

通过分析,可知西夏消息探取有以下几个特点。

西夏信息获取的范围广。西夏探取消息的范围不局限于某一政权,凡与西夏有利害关系的政权都在西夏探听的范围之内。作为西夏宗主国的辽、宋、金三国,西夏都曾通过种种方式探听信息,尤其是对宋朝机密的刺探。处于敌对状态的青湟吐蕃,西夏也是密切注意其政权内部的动向。元昊恐吐蕃为宋朝所用对己不利,趁河湟吐蕃内部不和,向其用兵。史载“元昊闻厮啰二子怨其父,因以重赂间之,且阴诱诸酋豪”,结果是“厮啰势蹙,更与乔氏自宗哥西徙历精城”。而甘州回鹘的动静也同样受西夏关注。史载:“德明攻西凉不得志,辄与甘州构难,侦知其贡使安信等入京,遣蕃部从间道掠之。”这些政权都曾与西夏处于敌对状态,双方均产生过军事冲突,而且在产生冲突时期也正是西夏密集刺探机密时期,突出西夏获取信息的务实性。

西夏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强。他国的山川地理、典章制度、民风习俗等等都在西夏的探听之列。甚至某些机密消息亦被西夏获取,如宋朝出兵的日期、进军路线、军事防备等等机密消息也被西夏探知。“(夏)竦集幕职、兵官,议五路进讨,凡五昼夜,屏人绝吏,所谋秘密。处置军马,分擘粮草,皆有文字。已成书,两人之力不能举,封钥于一大柜中。一夕,失之。竦等大骇,阴令访求甚急。既数日,却在柜上。竦进兵之计遂格。”夏竦将进兵计划书写密存,是为了防止军事行动泄露,结果仍被西夏谍者盗取,导致出兵行动取消。宋朝将领严密防护的信息都能被西夏谍者获知,未被刻意封存的信息被西夏谍者探听的概率则更大,足见西夏谍者探取信息能力之强大。

西夏捕获信息的途径多样。在通信手段不发达、信息流动缓慢的古代社会,获取他国的消息非常困难,而且信息的真假也难以确认。而敌对国家也相应采取种种防范措施防止机密信息的泄露。但西夏仍能突破障碍,利用一切手段,以使者、谍者、商人、投诚者、僧侣、沿边蕃部等人员为载体,获知敌国信息,除偶有差错之外,大部分的消息都真实可信,使西夏统治者可以通过掌握准确的信息而作出正确的决策,在与敌国的对抗中占据主动。

信息的传递层级少。西夏探取的信息以军事情报居多,而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军事情报的时效性短,传递稍有延误,就会导致信息失效,若依此进行决策,极易造成战场的失败。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李秉常、梁太后等等都是执政者,他们亲自派出谍者刺探消息,谍者又将所获情报传回,减少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可以最大可能地降低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实,加快信息传递的时间,为合理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揭示了真实而准确地获取敌方信息对于作出正确决策、与敌方的抗衡中占据主动的重要性。也正是因此,西夏通过多种渠道,冲破层层壁垒,获取敌方的信息,这些信息或许是片面的不完整的,但当所有的信息汇集起来时,便形成一张庞大的信息网,为西夏统治者的合理决策提供依据。依靠准确的情报,西夏在与宋朝的战争中多次获取胜利,稳固了统治。同时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典章制度的学习、借鉴,西夏迅速发展壮大,称雄西北。通过对西夏信息获取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西夏为维护政权独立作出的种种努力,同时也为西夏的某些战略决策、政治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西夏王陵


来源:本文选编自王凯《西夏对域外信息的搜集》

原载《西夏研究》2019年第4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本期编辑: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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