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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眼中的藏人社会

热度 3已有 587 次阅读2014-10-11 11:07 |个人分类:读书斋|系统分类:读书| 范长江, 甘南, 藏人社会


    一九三五年盛夏,中国近代著名记者范长江从他的四川老家出发,经甘肃、过青海,西达敦煌,北至包头,行走四千余里,历时十个月,进行了一段艰苦卓绝的旅行,留下了使他一举成名的作品《中国的西北角》。书中凡所经之处上至当时政要、下至民生风土人情都有非常精彩的记述,同时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兼有作者对所见所闻的评论和感想,在近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仍然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当时的情势,更能体察到作者深厚的民主思想、家国情怀和近乎诗意的悲悯精神。



    范长江从四川踏入西北的第一站即为藏地,由松潘开始,经过今天的甘南舟曲、迭部、卓尼、临潭、夏河,直到青海和祁连山一带,常与藏人打交道。而范长江走马观花体察到的藏人社会,于今来看,依然有许多贴合之处,有些甚至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解放前,内地人对藏人多蔑称“番子”,包括当时的历史文献多用此称,然范长江认为此“颇不合民族平等之原则”,通篇用藏族或藏人称呼。

    在范长江眼中,当时西北汉人社会因时局动荡、加之民众普遍吸食鸦片,处处是一片凋敝的景象。而对藏人社会,则多有积极的描写。

    他写道在旅途中与骑行的藏人相遇,多相视而笑,互相不懂言语,又因藏犬凶猛,“欲寻水而不得”。这情形,让人感同身受,内心有亲切,也有悲凉。

    他写松潘境内的汉藏关系,“藏人占百分之八九十,而政权却在此少数汉人之手,藏民虽有土官,而土官亦受县官管辖,可以说完全为被征服之民族状态。汉人称藏人为‘番子’,番子乃视之为蛮夷之称,自民族平等之眼光观之,此种称呼,至不合理。但若干藏人,亦只自知其为番子,不知为藏族。此等藏人,在汉人统治之下,已经千百年汉族文化之陶溶,经济方面,不及汉人,文化方面,不及汉人,政治与军事方面,皆在汉人掌握中。压迫、侵略、同化之结果,过去曾盛极一时之‘藏族’,今已成为等视蛮夷之‘番子’!民国所谓五族共和者,实空有其名耳! 

    写汉人对藏人的治理,“所谓‘屯垦’者,乃侵占藏人之土地山林,以供汉人之垦殖耳。而事实上,亦未认真使‘汉民’垦殖,徒位置自己亲信的几个官僚与军阀,用各种名目以剥削敲榨藏民,故作官者每视‘办番案’为优差。藏民无援,任凭压榨,亦无人反对,故往往一件无关宏旨之案件,可逼使若干藏民倾家荡产。如此而言‘共和’,而言‘平等’,几何不遗重大之危机也。 认为“真正团结民族之方法,是各民族平等的联合,所谓民族平等的真义,是政治上‘比例的平等’,文化经济上,‘发展机会之平等’。诚如是在各族间压迫既不可能,生存上相依成为必要,经济之自然溶通,文化上之自然交流,如是必能造成巩固之团结,育酿出充实而崭新的文明。非然者,记者窃恐中国今后民族之大分裂,为期不远也。”

    写当时的汉藏关系现状是“藏人本多粮,然而他们却坐视汉人成千成百的饿死而不救。即柴草等燃料,松潘城中汉人无现金付予时,亦不再来贩卖。喇嘛本来讲慈悲施舍,而却不施舍予汉人。由此可以了然于民族关系之重大,凛然于藏人对汉人之敌意,而痛彻反省我们过去民族政策之错误。亟应有以改弦更张。 

    写藏人不用货币,独爱金银,是因为当时藏人经济社会仍处在货物交易的时代,对外使用货币机会较少,金银因其耐久性和装饰效果受到欢迎。范长江恐怕想不到,近百年后的今天,货币早已通行于藏人社会,然藏人居然还保持着对金银偏执的热爱。

    他对藏人强健的体魄,洒脱的作风,相对轻松自在的游牧生产生活,自由解放的两性关系等都有非常新鲜的感触。写藏女的健美,认为“这才是最近代的最解放的女性”。写藏人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观点颇另类,“女子操持家务,兼作耕种牲畜,男子只是作小部分的工作,平日只是享受,只是消费,他们就某种程度说,是女子的玩物。”

    写宕昌遇到的一个镇长,本为藏人土司后代,却已经“不自认为是藏人,虽知其历史者,与之谈其过去统辖藏人情形,他亦作不乐意之回答,盖耻为番子也。”这样的人的后代,到今日,大概又捡起了藏人的身份,跻身人大政协要员吧。

    范长江与卓尼土司杨积庆的交往,如今已被用作推广当地土司旅游的所谓“一段佳话”。范长江笔下的卓尼土司是偏居一隅的乡绅,政治经济都极为薄弱,率一众乌合之众的“番兵”,于乱世中过着摩登的现代生活,虽有见识“有为藏族前途努力之机会,亦视其自身是否善于利用之耳。”



    写藏人重少轻老,“老了的藏人,在自己觉得精力已衰的时候,就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拿来,请喇嘛念经,念完后,尽以施舍,自己则到山林沟壑中等死。往往尚有未确死者,其家人即弃之河中,行水葬,或悬之树间,行天葬,他们以为早点葬了老人,是最道德的。”认为这是生产生活的需要所致,并未做道德的评判。但此处要存疑,因为如今基本完全看不到和听不到这种观念的遗存。

    写藏人的战斗,“藏兵好勇,平日即喜佩剑骑马打枪,枪法最准,其命中点多在要害,与之对阵者,无不有畏惧心。但因其无组织,一切皆自备,故行动乃以个人需要为转移。粮食完了,他就回家去再行预备。弹药完了,他也就个人回去了,自想办法。如果叫‘前进’,他们是蜂拥而上,无计划的自由放枪。如果被对方打死几个,大家遂一哄而逃。他们打仗,如果第一次来冲胜了,那他们的骑兵遂漫山遍野而来,能够将对方完全消灭。如果第一次失败了,他们就会一败涂地,自相践踏,再也无法收拾。所以有组织的军队和他们战争,没有不打胜仗的道理。但是这些藏兵如果以近代方法加以组织,更装备以近代物资,再灌输以新军人精神,则哥萨克骑兵之美誉,恐难专美于欧洲也。”这样的描述既真实,又使人难过。

    范长江草草经过拉卜楞,居然还留下了一段专门写拉卜楞女子的文字,“藏族女多于男,故男子有供不应求之势。拉卜楞为藏回汉三族杂集之地。汉回人在此经商者,多为单身男子,而从拉卜楞四乡来拉卜楞市交易者,以女子为最多,因此事实上形成一种极随便之男女关系。因与汉回人经常接触之结果,藏人女子亦渐习于修饰。知洗脸洗澡,施用脂粉等事。藏女对所喜悦之男子,能毫无顾忌的与之交往,家庭社会均不以为怪。不过,此间尚未形成固定之娼妓制度。黄正清曾下令禁止藏女之绝对自由的性行为,而因事实所至,功令终无效果。此亦为黄教之流弊,从根本上更正,始能望藏族之男女关系,走入正规。”拉卜楞女子在安多藏人中本就有较大的名声,读这段,很狗血地想象范一定是情商很高的人,只停留几日,便能观察如此细致。

    范长江此行,也经过了安多藏区一些重要的寺院,拉卜楞寺、塔尔寺、广惠寺等。对藏人笃信宗教有一些较为独到的评论,“盖藏民多黄教,黄教在事实上使藏族大多数之男子尽作喇嘛,喇嘛不结婚,不事生产,终日念佛,只知消费。故藏族之经济,无由发达,人口尤只有减少,绝无增加之可能。经济上,人口上,黄教给予藏族之前途,以致命的阻碍。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朝,努力奖励黄教,并不是一番好意,乃是促进西藏民族之衰落,以免边陲多所顾忌耳。”在塔尔寺,他更真切地看到了藏人对宗教的虔诚和全身心的投入,“蒙藏人民往往以一生生产之所得,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完全在一次叩头中耗尽”,又发出这样的感慨“此种精神可以看出蒙藏民族之伟大,然而以此种精神用到如此地方,似又太无价值”,再次指出“满清统治汉族,是奖励八股,对于蒙藏民族,则提倡黄教,这完全是宗教的愚民政策,把整个蒙藏民族的精神与精力,尽消耗在‘希望来世’‘超脱凡尘’在工作上,不再过问今世的军事政治问题。满清的政策,诚然有相当成功,而蒙藏民族人口、文化,却受了难于计算的损失。”毕竟范是接受了五四洗礼和民主共和思想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些观点未免过于现实,但却也是客观的、不为利益左右的真诚的观点之一种,于今日许多以“有信仰”沾沾自居的藏人来说,很值得一读。

    范与九世班禅的一番谈话,于今也颇意味深刻,“班禅首答记者,谓其回藏后之最重要工作,为发展西藏与内地之交通,且以公路为第一急务。至于路线,完全待此次回藏时决定。在入藏后,关于宗教事务,仍沿旧习,惟政治方面,必须改良,以合于西藏人心为归依。”范最后要求班禅表示对于政权与教权应否分离之意见,“班禅于此略显犹豫,终谓,在原则上宗教与政治应该分开,但是现在因一般民众信仰宗教的关系,使政治与宗教分开后,反易生其他麻烦,故宜一仍其旧,希望将来办到分开的目的。”读至此,不胜唏嘘。九世班禅终于还是没能回到西藏,而近百年后的藏人社会,却还在政教是否应该分离的争论中,喋喋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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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3 个评论)

回复 丹正嘉的blog 2014-10-12 10:58
范长江笔下的藏人形象比较客观,范长江还路过甘南,与当时的杨土司有过接触。
回复 sncr3301 2014-10-17 18:28
范长江:“解放前,内地人对藏人多蔑称“番子””,但这个民族自称“蕃”,……………
回复 月色 2014-12-9 11:27
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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