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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霍尔章谷土司历史概况

已有 233 次阅读2020-2-24 12:35 |个人分类:康藏记忆Shangri-La|系统分类:读书

霍尔章谷土司历史概况 

郎 加 邓俊康

 

     炉霍县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北部,原名“霍尔章谷”,属土司管辖。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置霍尔章谷安抚司,隶属打箭炉厅。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章谷土司世袭至第十代绝嗣,土司统治告终。继藏军攻占章谷,经四川总督派记名提督率军入康攻克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置炉霍屯,改名炉霍(由打箭炉至“霍”为入藏主要通道故取名炉霍),仍隶属打箭炉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恢复土司制,由原土司辖境下属头人分治。清末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派设流官委员,但不久因辛亥革命爆发,北洋政府无暇顾及边疆,炉霍又恢复了头人的统治,至民国时期虽然改置地方为县,设知事或县长管辖,但因地方头人及寺庙势力未被削弱,仍然长期保持封建土司头人制度。炉霍土司头人的统治,根据历史发展情况分为两个阶段,光绪二十二年以前由霍尔章谷土司世袭统治,以后即由头人分治,有关史实概述如下。

 

霍尔章谷土司与霍尔章谷的由来

 

   甘孜州康北炉霍、甘孜等地,过去称“霍尔”地方(又称尔巴,西藏人称这个地区为智霍尔康巴)。这些地方的章谷、朱倭、孔萨、东古、麻书土司,号称“霍尔五家”。炉霍土司即原称“霍尔章谷”土司。“霍尔"(元代指蒙古人),据说,公元1260年元朝邀请西藏喇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第一代萨加法王八思巴•洛追降村去京城讲经,请求元世祖忽必烈(藏族称色清汗)准在康北建立寺庙,忽必烈出于对边疆的控制,派其皇子霍尔色翁(另一说法是派的蒙古族大臣),随八思巴入康选址建寺。霍尔色翁在康北甘孜兴建寺庙时,曾与甘孜拖坝一女子相通,生育男孩取名霍尔郎加。据炉霍寿灵寺四世格聪活佛藏文手稿记叙:霍尔郎加成年后,聚众一方,成为部落头人,而且由其家族世袭了八代,这八代头人的世系是:第一代霍尔郎加,第二代霍尔玛尚布(藏文意为没有想到的儿子),第三代霍尔郎中,第四代霍尔阿吉,第五代霍尔布格吉,第六代霍尔喇嘛肖,第七代霍尔郎卡罗绒,第八代霍尔郎卡降泽。

   第八代霍尔郎卡降泽统治时期,其管辖领地已扩大至甘孜扎科,东至道孚境地。据说,他娶有三房妻室,每房妻子各生有两个儿子,为了使他的儿子能够世袭治理领地,他将所辖地盘分为几个区域,除长子因赛马时落马卒命外,分别划给五个儿子各据一地,成为当地头人,即为霍尔麻书、霍尔朱倭、霍尔孔萨、霍尔东古、霍尔章谷五土司,藏族称“霍尔色达

瓦额阿”,意为霍尔地的五个“官”或五个“王子”。 对此,还另有一说,郎卡降泽死后,由于所娶三房妻室不和,于是划给地盘分立门户,由每房妻子的长子管辖,即为麻书、朱矮、章谷三土司(孔萨土司则是从麻书土司世系中分出来的)。由于霍尔土司的先祖是霍尔色翁,是“霍尔”(蒙古族)的血缘,因此世代相袭,在土司的头街上都冠有“霍尔”的称谓。

   土司统治的辖区,则称“霍尔”地方,这不仅因为这些地方属“霍尔”土司管辖,还因为蒙古族部落的迁入。据说,很早以前霍尔地方由于气候温和,水草丰茂,适宜农牧,除了牧民外还有少数农民从事开荒种植,那里的收成吸引着邻境部落的向往。明崇祯十二年(1639)顾实汗率兵入侵康区,色达地方的一部分瓦述部落(这些部落大多数是由青海果洛地方迁入的蒙古族游牧部落)也随着蒙古族势力在康区的逐渐深入纷纷就近迁入霍尔地方。其中有的部落迁入后除放牧外也垦荒种植,逐渐定居下来,扩大了霍尔地方的农区。因此,霍尔

地方既有牧区也有农区,藏族就称这些地方为“霍尔柯”(即霍尔地方之意)

   属于章谷土司管辖的地方,则称“霍尔章谷”,因土司的官寨建筑在岩石上,岩石的藏语为“章谷”,加之土司系蒙古族后代,故有霍尔章古之称。

    另外,顾实汗率兵入侵康区后,为讨好五世达赖,巩固其在康区的统治地位,全力支持修建黄教寺院,其中由和硕特部帮助下兴建起来的著名寺庙,也冠以“霍尔”,统称“霍尔十三寺”。炉霍的寿灵寺就是霍尔十三寺之一,原称霍尔章谷寺。

 

霍尔章谷土司的世系与兴衰

 

    霍尔章谷土司的世系,根据炉霍寿灵寺第四世格聪活佛巴登•格勒郎加藏文手稿所记,霍尔章谷第一代土司洛乌(即郎卡降泽之子,据另一资料记载又名翁穹)、第二代土司木格尼、第三代土司啥须清、第四代土司哈须哈、第五代土司喇嘛洛桑泽汪、第六代土司绕钦公却桑结、第七代土司曲吉郑吉•泽登罗布(又名德瓦下巴)、第八代土司郑吉•翁加泽登、第九代土司汪清占登、第十代土司扎西汪加。

    由于一至六代土司在位的史实尚无可靠的详尽资料参考,仅了解到一至六代土司统治时期,尚未建立法规和制度,只是根据土司临时的需要和意图,由所属百姓轮流支差服役,同时就百姓的经济情况,农区每年向土司缴纳地皮税(折缴粮食),牧区每年向土司缴纳牲畜税(折缴酥油、牛肉)。无论农区、牧区缴税,土司并没有规定每年应缴的税额,而是根据所属百姓当年的收入状况,提取一部分实物缴税,富者多缴,贫者少缴,或者不缴。实质上也就是作为土司的下属百姓;每年要就自家的农、牧业产品提出部分给土司上贡。就当时的情况百姓承受的差役赋税还不算重。

   当时土司以下除了近侍,供土司趋使外,农区的自然村和牧区的部落,都没有派任大小头人管辖,地方上的事,则由自然村和部落中上年纪为人公正的长者去处理,一般人与人之间的小纷争和地方上应办的小事,均由长者出面调解办理,遇到大一点的问题,才由长者向土司请示解决。

   十六世纪中叶第七代章谷土司郑吉•泽登罗布(又名德瓦下巴)统治时期,由于康区封建土司制度的兴盛和黄教势力的发展,加之泽登罗布精明干练,为巩固土司统治积极建立政教合一制度,他根据佛教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倚语、不贪、不嗔、不邪见的十善法制定了章谷土司的第一部法律。与此同时,他采取友善的策略处理对外关系,先是朝觐五世达赖,发放布施,同西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继又派员向清王朝进贡,与清王朝建立了藩属关系。为了借助外来势力,他娶撮斯甲土司(属阿坝州)的妹妹泽真娜姆为妻,又将妹妹巴吉知玛许配白利土司为妻,他利用联姻结成联盟,遏止了其他势力对其辖境的威胁。因此,泽登罗布土司执政时期,是章谷土司统治的极盛时期。

   第八代章谷土司郑吉•翁加泽登(又名降巴登错)统治时期,适逢1727(清雍正五年)西藏发生大农奴主之间争夺权利的武装冲突,次年(1728)清朝命散秩大臣周瑛率兵入藏。土司泽登随军有功受清朝册封为安抚司。此后清乾隆年间清朝平定大小金川,平息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沿途土司随征有功,霍尔各土司又受册封赐与印信号纸,官服衣帽,各土司作为藩属定期派员赴京进贡。

第九代章谷土司汪清占堆(有的藏文资料记载又名彭措登达)成年后,为了与明正土司联姻结好,娶明正土司的女儿埃西米(甲拉家族称女儿为埃西米,称男孩为博波)为妻,以图进一步借助外援巩固统治。但自清嘉庆末年以来,瞻对(新龙)贡布郎结为报世仇(章谷土司曾杀害贡布郎结的哥哥罗布),常结伙到章谷土司的辖区内抢劫,长期进行骚扰,并组织武装多次攻打章谷。章谷土司曾联络明正及北路霍尔土司协同抵抗仍然未能凑效取胜。在一次战斗中,章谷土司亲自率武装出战,被瞻对武装击毙。土司战死后,由寿灵寺喇嘛(人称喇嘛“本”即喇嘛官)代理土司,继续指挥武装抵御进犯。但因土司阵亡,下属头人已无心恋战,在瞻对武装的猛烈攻击下纷纷溃退,喇嘛本亦随即被俘。

    贡布郎结于1863年(同治二年)占领章谷(炉霍)后,首先将土司下属结冲纳哥等主要头人及家属和寿灵寺的格西呷青、呷举布俄等押解到瞻对作为人质;然后对章谷边境的穹哥上下部落(与瞻对边境相连)施加压力,唆使他们在章谷境内制造矛盾,清除那些抗拒接管的势力和分子;同时在章谷修建了一座官寨,派瞻对头人瓦止•洛乌泽仁为驻章谷宗本(县长),以便加强对章谷的控制。

    瓦止•洛乌泽仁奉贡布郎结之命任章谷宗本后,为减少地方矛盾求得稳定,他启用了原章谷土司手下的人,而且处理政务和对待章谷百姓,从不以胜利者自居,采取措施较为缓和,与地方相处关系较好。但因此也受到贡布郎结的不满,将瓦止•洛乌泽仁调回瞻对,派他监管被扣押在瞻对的章谷人质,意图借此考验其与章谷人有无勾结。洛乌泽仁在看管人质中仍暗暗给人质以照顾。以后在贡布郎结受清军和藏军夹击即将失败之际,洛乌泽仁又主动释放被拘押的章谷人质,因此章谷人对他十分感恩。

    1865(同治四年)贡布郎结败亡,藏军占领章谷,并派原西藏地方僧官孜仲扎巴呷登担任宗本,章谷即归藏军管辖,同时也恢复了土司的世袭。

    第十代章谷土司扎西汪加继位,由于土司自幼受战乱影响,缺乏教养,继位后无执政能力,加之要受藏军宗本节制,因此,土司权限以内的事也只好交下属头人去主持办理。

    土司扎西汪加为感激洛乌泽仁在贡布郎结占据章谷担任宗本和管理在押章谷人质期间,为章谷人作过一些好事,不仅没有追究他作为贡布郎结下属头人占据章谷的罪责,相反还为他加官进爵,命他世袭章谷斯木乡头人职位(斯木乡世袭头人原为堪批家,因堪批家绝后无人世袭头人),从此洛乌泽仁也成了章谷土司头人之一。以后藏军鉴于洛乌泽仁在瞻对、章谷两县都有一定的声望和势力,为了巩固对这两县的控制,又委派他为“代本”,还将瞻对仁达沟的几十户百姓划归他管辖(原来他任瞻对头人时这些地方和部分牧区也归他管辖)。此后他以藏军和章谷土司对他的信任,将他的全家和妹夫莫委家的全家由瞻对迁移到章谷,其妹夫莫委家又受土司任命为勒科家的世袭头人,同时利用他已有的权势,又在瞻对与章谷交界的地方开辟了一个牧场,聚集了几十户牧民受他管辖,这样一来,洛乌泽仁在章谷和瞻对都有了相当的势力。

   由于十代土司扎西汪加的无能和藏军利用地方势力给与头人的权力,直接间接助长了头人势力的发展,为以后头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霍尔章谷土司的辖区和官制

 

    自十六世纪中叶第七代霍尔章谷土司郑吉•泽登罗布执政以来,为巩固辖区曾先后同朱倭、瞻对、道孚、撮斯甲等相邻的土司头人划定疆界,协议相互不得侵犯。霍尔章谷土司辖地的边界确定西南与朱倭热里村(藏音热里冲)为界;南与瞻对大盖为界;东与道孚甲谷龙为界(现属炉霍斯木乡的甲谷和宜木乡的嘎拉宗);东北与撮斯甲的嚷塘为界(现属阿坝州)。境内丘陵地区草地辽阔,水草丰茂,河谷地区气候温和土质肥沃,是宜农宜牧的好地方。

   全境农区为:宜木、斯木、雅德(又名西可)、泥巴(又名尼吉龙可)四大乡。

   牧区为:罗柯马、宗麦、宗塔、阿收玛四大牧区(又称勒宗四部落)和靠近瞻对(即新龙)的曲各德巴、曲各墨马两小牧区。四大牧区之所以称勒宗四部落,是由于这些部落原系由色达瓦述部落迁来,各部落均有世袭头人管辖,各据一方,互不相属,每一部落帮有各自的势力。因此,这些部落虽然在炉霍土司的辖境以内,但实际并不受土司管辖,也不为土司承担差役赋税。只有靠近瞻对的两个小牧区属于土司管辖。

    农区每一大乡下属若干“学巴”(藏文意为部落、部族、地域),“学巴”的区划是根据农户聚居自然村的地理条件、聚居人户和距离的远近来确定的。

   宜木乡下属七个学:乌辱学、占达学、甲及日德学、甲及日麦学、宗巴学、各宗学、阿

拉学。

   斯木乡下属十二个学:达陇学、甲古玛学、甲古亚学、之乌达学、杰桑学、瓦弄学、阿撮学、瓦达学、额米学、苦米学、扎杰学、撒色学血(由于人数少称之谓“学血”即半个学的意思)

   雅德乡下属五个学:扎巴学、汪达学、格西学、甲吉学、新都学(属于这个学的还有朱倭同章谷交界的合尔底有三十家农户,称合尔底“学血”即半个学)

   泥巴乡下属七个学:金却学、吉热阿学、布尼学、岭巴学、呷色吉学、曲洼学、格卡学血。

   章谷土司辖区,除上述章谷境内的农牧区外还有甘孜县绒坝岔的卡攻乡约二百多户农牧民,也属章谷土司管辖。为什么章谷境外还有土司的辖地呢?据说,卡攻地方,原来就是划给章谷第一代土司的领地,后来土司移居章谷后,卡攻地方则由土司另派扎土擦查家为当地世袭头人,兼为章谷土司下属的世袭相子。扎土擦查家在甘孜卡攻一带和扎科部分地方(总称冷冲地区)作为头人和章谷土司的相子,世袭至第四代汪修占堆(独子)时,因第七代章谷土司泽登罗布在章谷寿灵寺创办木郎法会,按法会组织需设法会相子,法会相子又必须由章谷土司下属相子担任。因此,章谷土司即将汪修占堆调回章谷、兼任了木郎法会的相子,并赐与一些房屋土地。此后,擦查家的全家即由甘孜冷冲地区迁居章谷。

   擦查家迁居章谷后,冷冲地区就由冷冲布易(即冷冲四布)的桑都布、雾中布、纳尼额达波布、仁各宗德布管辖,并在仁各村修建了一座官寨,由“四布”轮流值班处理该地区的日常事务。章谷土司又另派一名相子或一名达尔汗任宗本,代表土司坐镇当地,主持解决有关的重大问题。

   章谷农区,有的是由牧区演变形成,如宜木乡的阿拉沟,原来属于勒宗四部落的牧区,以后牧民在那里开荒种地定居下来,逐渐变成农区。又如泥巴乡的扎柯,最初也是由色达迁来的瓦述部落约一千多户牧民在那里放牧,后来,其中的一部分牧民开荒种地形成了农区。加之由于瓦述部落之间,各自为扩大巩固势力,相互兼并,酿成械斗,因战乱造成各部落农牧户的分散和变化,有的牧户变成了农户;有的农户又变成了牧户。还由于农牧户之间生产产品的交换和联烟关系,促成农牧户的相互帮助,有的牧户依靠农户的帮助边垦荒边放牧,成了半农半牧。

   章谷的四大乡都有广阔的土地可供开垦,而且土司为了扩大农区的管辖范围,对开垦土地者,除了为土司开垦一点“霍尔地”(即土司地)外,只收少量的地皮税(以粮折缴),使垦荒有利可图,就吸引了很多人去开垦,随之农区也就扩大了。

   农区的扩大,“霍尔地”(即土司地)自然随着扩大,这样一来,就直接增加了土司每年的粮食收入,因为“霍尔地”都是由农民无偿替土司耕种,是农民对土司应承担的一项差役。

   第七代章谷土司郑吉•泽登罗布统治章谷时期,为了巩固统治对于辖区的管理,逐渐形成了一个统治阶层。土司就辖区所属的四个大乡中,每个乡遴选十二家殷实富户和与土司有血亲关系的人家赐封为“达尔汗”世家。享受辅助土司执政,世袭达尔汗的权利(达尔汗为蒙古族统治者的称号,“霍尔”章谷土司系蒙族血缘,故以达尔汗为其下属统治者的称号)。被封为达尔汗的人家,可以世代承袭,凡土司下属的近臣、近侍、头人均须出身于达尔汗世家。土司以下设相子(辅助土司执政视为大臣的称号)四人、副相子四人。相子以下设相约五人组成“相约登哥”作为受命相子处理辖区政教事务的办事机构。

    除此,作为土司随身的近侍的“色本”则根据需要设一至二人担任土司侍卫和管家的负责人。

   相子、副相子、相约、色本均在达尔汗世家中遴选聪明能干者担任。

   土司下属农区四大乡,每乡均有十二户达尔汗。各乡的达尔汗除了被遴选担任土司近臣、近侍者外,均可被土司选任为管理乡政的头人。

   这样形成的土司统治体系即:

    土司——相子、副相子——相约(相约登哥)——头人——恶巴。

   章谷四大乡受第七代土司封为达尔汗的世家为:

   宜木乡:委洛家 格结冲家

           谷一家 则垅家

           日洼家 肯则家

           下务日家 上务日家

           翁日甲色家 阿拉结冲家

           热阿巴结冲家 章达扎绕家

    斯木乡:仁达卡莎家 充洼家

肯批家 勒果家

学洛家 结让家

瓦弄家 布楚家

扎交呷拉家 刻木结冲家

莎色果恩家 幽石结冲家

    雅德乡:易娘结冲家 甲拉孔交家

波洛家 擦洼家

昌达家 俄热家

差龙聂巴家 江达结冲家

俄卡家 宗达格交家

楼兰通结冲家 赤拉家

    泥巴乡:朱相子家 溪瓦家

古比结冲家 班达结冲家

金达家 上曼达家

下曼达家 结乌家

日尕家 许勒结冲家

锦达家 呷结冲家

    上述这些受七代土司赐封的达尔汗,随着岁月流逝,也有变化和增减。达尔汗世家中,有的无子嗣继承;有的衰败绝户……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达尔汗人家减少以后,土司又增补了一些新的达尔汗。当然,也有达尔汗对土司不忠,被土司罢黜了的,也有受土司亲信被新封为达尔汗的。因此演变到以后,每个大乡的达尔汗人家,就不一定是十二家了。如雅德乡(今城关镇)的甲默西聂巴家、其呷家、鲁热阿家都是以后新增的达尔汗人家,其中鲁热阿家还担任过土司的相子。

    四大乡的四十八家达尔汗中被土司选任为相子的人家,雅德乡有:甲拉孔交家、波洛家、擦洼家、俄热家、差龙聂巴家;宜木乡有:谷一家、日洼家、章达扎绕家;斯木乡有:学洛家、布楚家、充洼家、勒果家、刻木结冲家;泥巴乡有:朱相子家、溪瓦家、金达家、结乌家。章谷土司与清王朝建立藩属关系后,达尔汗中有的还代表土司进京向皇帝进贡。斯木乡的达尔汗刻木结冲家就曾代表土司上京进贡。

    除了四乡的达尔汗外,居住于章谷土司官寨子周围的几十户百姓中,也有取得土司信任而被封为达尔汗的。因为这几十户人直接受官寨子差遣,不受四乡管辖,被总称为“康团”。他们逐户为土司担任“霍扎”(意为胥吏、差役,原西藏地方政府规定,所属百姓应向官家派出供役使的小吏)专门受土司差遣,去做送信、传话之类的工作。由于有机会经常接近土司,在取得信任后,受封为达尔汗也是顺理的。

   清末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达尔汗作为维护土司制度的阶层和支柱,必然受到冲击,其势力一度被削弱。辛亥革命后,土司复辟,达尔汗的势力又随之抬头。当时地方政府为求稳定地方,仍沿用羁縻政策,对有权有势的达尔汗,委任他们担任地方保正(民国时期推行保甲制度相当于乡长的职称);对于那些已经失去权势的达尔汗,也把他们作为地方上层,予以免差的照顾(应负担官方和寺庙的草差、柴差均予照免)

   由于民国时期达尔汗可以得到官方免差的照顾,有钱的人家就想方设法谋取达尔汗的称号。但当时并无土司赐封,就曾出现过出卖达尔汗称号的情况。有的达尔汗家,因家境衰败,为解决生活困难就出卖“达尔汗”称号,但出卖称号,必须取得地方官(县官和地方保正)的同意,和当地群众的认可。作为官方,对买卖“达尔汗”之所以不持异议,一是买方多为有钱有势者,借此可以拉拢;二是卖方失去达尔汗后照样支差,买卖均不影响官方利益。由于卖了达尔汗的称号,就要支应差役,所以非到万不得已,一般是不会出卖的。前面说过,章谷土司下属四大乡,四乡之下又有若干“学巴”。学巴作为土司辖区的最基层,在四乡头人的直接统治下,每一学巴根据人户的多少选一至二人担任“恶巴”(小头人),受命大头人管理地方。恶巴是由学巴所属人户选出,然后经大头人任命。同意每一学巴的人户,经过调查,根据家庭经济富裕和贫困情况(包括土地、牲畜、房屋)分为上等户、中等户、下等户三等。恶巴的人选,绝大多数是出自上等户(即富裕之家),一般来说,凡是上等户的人家都可以被选担任恶巴。

至于一个学巴,选一个或两个恶巴,则根据学巴人户的多少来决定,人少的选一个,人多的选两个。多数学巴是选的两个恶巴,只有斯木乡的撤色学血、雅德乡的合尔底学血、泥巴乡的格卡学血,因为人户较少是半个学巴,只选一个恶巴。恶巴除了处理本学巴的事务外,对于土司、相子、达尔汗叫做的事情,不论其是否与本学巴有关,均须听从照办。担任恶巴也可以得到免去一部分差役的优待。

 

霍尔章谷土司的乌拉差役制度

 

    随着土司统治制度的逐步健全,进一步加重了对所辖百姓的压迫与剥削。由于土司辖区基层学巴是分等级管理户口,在承担为土司、寺庙支应差役也因等级不同有所区别。

    上等户家境富裕,普遍备有枪弹和骑马,土司、相子、达尔汗外出,就须轮流支应担任警卫和随从的差遣。中等户和下等户则支应驮运行李和其它临时需要的各种人力差役。

    如地方发生械斗,上等户均需自备骑马、口粮应召出征,中等户需支应牛、马担任后勤驮运,下等户需支应人力担任传话、送信等。

    平时,下等户的差役最重,除承担乌拉差役外,每年还要无偿地为土司耕种收割农区“霍尔地”的庄稼和收割牧区“霍尔草地”的牧草。

    土司辖区的百姓,除了不同程度地担负各种名目繁多的差役和耕种土司的“霍尔地”,寺庙的“庙产地”外,还要为土司、头人平时兴之所致的生活消遣,承担接受派差、派款、派实物的支应,负担十分沉重。例如土司每年要到俄日沟(现属城关公社俄日生产队)和阿拉沟(现属斯木公社)的露天温泉去洗澡,每逢此时,土司就要带很多随从和警卫人员在温泉附近搭起帐篷住宿。每次住的时间很长,土司和随行人员的食宿接待和马匹草料供应,全部由当地百姓负担,为了准备足够的粮食、酥油、牛肉,人生果、奶渣等主副食品和烧柴、草料,不少人户,每年就此一项负担,就弄得倾家荡产。

    当然,百姓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人为灾难的时候,也要暗中采取抵制的办法,即在土司将去温泉之前,用死牛烂马,污泥渣滓,填进露天温泉,造成水温下降,水池污染。再加上迷信的谣传,迫使土司头人不得不终止当年去温泉洗澡的活动。

    土司头人每年除了去温泉洗澡外,夏天还要在草场上耍坝子,这一期间,附近的农牧民同样必须负担土司、头人及其随从所需要主副食品和支应差役。更有甚者,土司头人为了娱乐比赛射击,把附近农民所耕种的土地作为赌注或奖励,即是以农民的某一土地作目标,组

织火枪射击,看谁的射程远,中靶率高,就可以获得射程所达到的那片土地。例如雅德乡达尔汗易娘早结冲家所占有斯木乡扎交村的耕地,就是早年参加射击比赛,获奖得到的土地。在那种年代,就凭土司的一句话,农民就失去了自垦的土地。

霍尔章谷土司与佛教的关系

  章谷宗教的发展,在第七代土司泽登罗布继位之前。地方的宗教信仰是以本教(黑教)为主,黑教寺庙的创建也较其他教派为早。据说,很早以前章谷仁达沟就建有一座较为著名的黑教寺庙,创建人是格西拥忠登真。是章谷土司的妻兄,由于他和土司有姻亲关系,修建寺庙得到土司的大力支助,大殿的规模和内部的佛像、佛经、佛塔的设施都比较宏大完整。寺庙建成后,入寺僧众逐年增多,以后又出了几个修道有成的喇嘛。因此,这所寺庙影响所及,不仅章谷境内,就是境外本教喇嘛和信教群众都到这所寺庙学经和朝拜。由于拥忠登真既是寺庙的创建人和主持者,又是熟谙经籍很有作为的喇嘛,虽然当时还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但他受到土司、头人的尊敬,能够经常参与议政。因而加深了寺庙与土司统治的关系,促进了黑教在章谷的一时兴盛。此后由于红教的兴起,章谷也兴建了几座红教寺庙。

    明朝末年,五世达赖建立噶丹颇章王朝,黄教在藏区各地崛起。1650年霍尔·曲及昂汪彭措在章谷修建了霍尔章谷寺(即炉霍寿灵寺,黄教十三大寺之一)。当时章谷第七代土司郑吉·泽登罗布鉴于章谷寺是顾实汗全力支持五世达赖宏扬黄教而建成的寺庙,而且主持修建者又是出自“霍尔”血缘的高僧,寺庙的兴衰对土司的统治影响很大。因此在建庙之初,土司就将原在官察附近的两所红教寺庙的庙址划为修建章谷寺的庙址。同时亲自去西藏朝觐达赖奉献贡品,为拉萨祈祷法会上巨额布施,并向噶厦官员馈赠大量礼品,一方面进一步密切与西藏的关系,一方面为提高章谷寺在宗教上的地位向五世达赖提出了三项请求:一是请选派技艺高超的西藏工匠为章谷寺铸造一尊银质释迦牟尼像作为寺庙的主佛;二是请选派西藏高僧作为章谷寺的主持;三是请准许按拉萨大祈祷法会的组织程序和规章制度创建章谷大祈祷法会。这些请求都得到了五世达赖的允许,除指定在西藏坐静修行的高僧格聪老喇嘛为章谷寺的主持;赐给章谷寺一些非常珍贵的佛迦叶、舍利子和经卷典籍外,并准许章谷寺建成后,按佛教的规定,在释迦牟尼佛殿屋顶上,树立金顶作为寺庙具有特别珍贵的佛像、佛经,佛塔的标志。

    泽登罗布在西藏还皈依班禅受到传经。班禅赐给章谷寺十五幅珍贵的唐卡。(唐卡画是根据古印度善自在王著《如意藤》的内容绘制释迦牟尼行道的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散失了一幅,另十四幅是由寿灵寺的一个喇嘛,放在其母的尸匣里保存下来,寺庙开放后,喇嘛才将唐卡献出,并由寺庙按散失的那幅内容重新补绘了一幅。

    由于章谷寺的创建得到达赖和班禅的支持,并赐与了十分珍贵的锦像、佛经、唐卡等,使章谷寺在康区黄教寺庙中有了很高的地位。

    泽登罗布还沿用西藏噶丹颇章(义释为兜率宫,1518年乃东大师徒弟扎西扎巴将哲蚌寺内的一座青石殿堂献给二世达赖根敦嘉措取名噶丹颇章,1642年顾实汗将西藏三区十三州政教全权悉以供养五世达赖又在此建立了噶丹颇章黄教政权)的名称为章谷寺取名为“噶丹绕登朗吉岭”,在寺名上冠以“噶丹”以表明寺庙的修建和安装金顶是藏王和五世达赖的恩赐。

    此后,顾实汗又为寺庙赐名“泽得岭”(译意为“寿灵”)并颁赐印信和有藏、汉、蒙三种文字的金字匾额,从此章谷寺又称寿灵寺,名声越来越大。章谷土司作为寺庙的大施主,也就进一步利用寺庙的影响,来维护和巩固对辖区的统治。

  泽登罗布限据拉萨大昭寺大祈祷法会的组织规章,制定了霍尔章谷寺大祈祷法会规章》。为了使这个规章能够得到实施,又叫他的弟弟倾则洛桑克珠,担任寿灵寺的住持(洛桑克珠曾在西藏学经,取得了“格西”的学位和僧官“倾则”的职称,按规定有了倾则的资格就可以担任寺庙中的各种高级职务)。洛桑克珠即以住持的职权,根据原订大祈祷《法会规章》和章谷的实际情况,又制定了《倾则·洛桑克珠规章》,进一步将法会的组织、权力、程序、仪式形成更详尽的条文。这些条文实质上就是通过寺庙的法会组织来进一步实现并巩固政教合一的统治,确认寺庙享有各种特权的合法性。

  泽登罗布为了强化政教合一的统治,不仅根据佛教的十善法制定了土司统治的法律,还在寿灵寺大殿的楼上,修建了一座土司住寺的寝宫。宫内设有经堂、客堂、议事厅,土司可以经常住寺与寺庙住持、执事商讨处理政教事务。

  泽登罗布以崇奉宗喀巴的虔诚信徒自居,他潜心学佛,以佛教的“至宝”为修佛之本,颂扬宗喀巴为众生安宁、生产丰收、讲经兴盛、修道昌隆的旨意,来振兴寺庙,宏扬佛教。

  为此,他十分重视寺庙扎仓(藏传佛教僧众学习经典的僧院)的兴办,认为入寺喇嘛遵守戒律,学好经典与扎仓办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对一些有衰退现象的扎仓,就及时加以扶持整顿,促使其巩固发展。在办好寺庙扎仓的同时,又鼓励、支持寿灵寺的喇嘛到西藏学经。原来章谷各寺庙的喇嘛去西藏学经,容许个人自愿选择学经的寺庙,后来,因为西藏三大寺之间,为争夺章谷地方的僧源,引起矛盾,发生争执。为避免因此造成纷争影响章谷喇嘛去西藏学经,泽登罗布又请示藏王确定:凡章谷寺庙的喇嘛去西藏学经只许入哲蚌寺;在其它寺庙学经者回寺后,不予承认其在藏学经的资历。

  泽登罗布为了土司家族敬奉神佛和坐静念经有固定的场所,又在官寨子内修建了一座佛殿,同时为保持佛殿经常有喇嘛管理和做好佛事,由寿灵寺选择了修习密宗有成就的喇嘛二十五人为“霍尔喇”(即土司的喇嘛),常年在官寨子的佛殿内念经,由于“霍尔喇”经常出入官寨,享受免差等特殊优待,其社会地位也较一般喇嘛高一些,受到世人的尊敬。土司官寨每年为宗教佛事活动和供养“霍尔喇”有一笔较大数额的财物开支。

  泽登罗布在执政后期,更加潜心修佛,为求清静,在官寨子附近(城关乡洛乌村)还修建了一座洛乌日泽专供土司坐禅。(此后,各代章谷土司均学习先辈修佛,在这所日泽里坐静参禅)

  泽登罗布在世,正值黄教发展兴盛时期,为兴建寺庙,宏扬佛教有过建树,加之他受黄教教义影响较深,学识品德亦受人称道,当时贵族阶层赞誉他的德行,可与西藏三法王(西藏史学家称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热巴坚三藏王为祖孙三法王)相比。由于他在世的声望高,土司家族及其下属头人、幕僚在他死后举行了规模很大的隆重葬仪,并将骨灰装入柏木雕刻的佛塔,连同生前所用珍贵器物,安放于佛堂内供奉,长年香火不断。

  第九代章谷土司汪清占堆在位期间,仍然继承先辈遗志,十分重视佛教的发展。而且由于康北红教嘎拖寺、白玉寺、竹庆寺等几大寺庙在康区有了较大的影响。当时土司头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主要是随着从统治者利益的得失出发,凡是能够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不分什么教派都会受到支持。当时的红教喇嘛降刚羊批、宗达多吉台就在土司的支持下去白玉寺学经,几年后,他们回到章谷修建了降刚寺和宗达寺,分别成了两寺的主持,这两所寺庙的建筑设施,内外规格,都仿白玉寺作蓝本建造,并作为白玉寺的分寺,是受到土司头人所崇奉的主要寺庙。还由于寺庙清规戒律要求严格,加之寺庙主持降刚羊批曾代表章谷土司进京朝见皇帝,受封国师。这就更加提高了寺庙的宗教地位。当时章谷邻近地区和丹巴、阿坝等地的红教寺庙都要派喇嘛扎巴到该寺学经。

    章谷土司在扶持发展红教的同时,也大力发展黄教,极力扩大寿灵寺在宗教上的影响。于1829年,又扩建了寿灵寺的大殿和经堂,并将霍尔章谷历代土司宏扬佛教的业绩,利用经堂四壁彩绘了壁画,意图以寿灵寺作为土司世代家庙。此后,又采取各种办法迫使章谷的一些小寺庙归属寿灵寺成为他的分寺,以巩固和发展寿灵寺在宗教上的领导地位。

    第十代章谷土司扎西汪加,为了超度在抗御贡布郎结的战斗中牺牲的父亲和部属,他将贡布郎结占领章谷期间在鲜水河桥头修建的碉楼改建为佛堂。泥塑千手观音一尊,规定每年藏历四月,在佛堂举办一次法会。法会会首由章谷土司下属农区四大乡,各选二人每年轮流担任会首(担任会首人户可以豁免一切差役)。法会的佛事活动主要以格聪活佛家庙里的住寺喇嘛为主,并由家庙住持喇嘛主持法会的进行。法会期间章谷各寺的喇嘛和信教群众均可自愿参加,同时要吃哑巴斋(又叫禁食斋,佛教徒断饮绝食,每隔一天吃一顿饭,吃斋期间不能说话,是行苦行的一种宗教活动)

世袭头人的分治与清末的改土归流

   公元1896(光绪二十二年)土司扎西汪加去世,因绝嗣,土司世袭中断。又因扎西汪加在世不问政事,实权早以旁落。因此,他去世后,即由原土司下属四个相子的学洛家、向巴家、刻木杰冲家、杰中纳各家,分别管辖宜木、斯木、雅德、泥巴四个大乡,从此章谷结束了土司世袭统治,而代以四大头人的世袭统治。

    1865(同治四年)藏军配合清军平息瞻对贡布郎结之变后,藏方由清朝索取军费白银十六万两,清朝拒付,藏军遂长期占据瞻对章谷等地,且虐政横征,恃强藐法,不听清朝节制。1896(光绪二十二年)清朝即谕令四川总督鹿传霖派提督周万顺为帅,率安定各军,自打箭炉(康定)出关,又从木雅等地动员明正土司民兵协同攻打藏军。进攻章谷时,藏军动员章谷然马公牧民的武装马队及章谷寿灵寺的数百武装喇嘛,配合藏军抵御清军,经过战斗,终因藏军失利,被迫溃退。周提督率军相继攻克朱倭、章谷、瞻对等地。   

    同年十一月,四川总督鹿传霖向清朝提出对三瞻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的具体方案,对霍尔朱倭、霍尔章谷两土司的改土归流则仿金川五屯之制,设立屯官,作为差缺(所谓仿“金川五屯之制”就是采用乾隆年间对大小金川地区先用兵,然后实行改土归流的经验),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置炉霍屯(章谷改称炉霍)

    鹿传霖实行改土归流,招致西藏上层集团的抗议(十三世达赖又派人往北京控告)和康区土司、头人、喇嘛的反对,当时章谷大头人学洛家、杰中纳各家也闻风而起积极煽动其他头人采取反抗行动。清朝为了避免与西藏地方政府公开决裂,导致外来干涉和顾虑康区为之引起动荡,遂下令调走鹿传霖;撤回了驻三瞻的驻军。于是改土归流遂告落空。瞻对等地随之又交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炉霍又恢复了头人统治,密切了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

    1904(光绪三十年)赵尔丰调动重兵,平息藏区战乱之后,继续实施改土归流,复置炉霍屯,派吴庆照为屯员。当时炉霍四大头人为了维护统治,仍然反对改土归流,准备组织武装对抗。继经头人集议磋商,认为驻康清军势大,地方武装力量不足,不能冒然以武装对抗,于是策划采取抗缴公粮的办法,并于1905(光绪三十一年)制造了反屯员吴庆照的事件,来抵制改流政策。炉霍屯员为对付此项预谋,察知四乡头人之间亦有矛盾,即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拉拢亚德、泥巴两乡的头人,使他们接受了完粮纳税的政令。这两个乡之所以能够归顺政府,服从政令,究其原因,是藏军已被清军战败撤走,而清军人多势大,不得不顺风使舵,加之清朝对归顺者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优抚措施,除按规定减免应征粮赋外,还针对百姓普遍信佛的特点,提出一定数量的粮食,拨给亚德、泥巴两乡的寺庙,藉此安抚寺庙以收民心。

    当时清朝以炉霍系川藏交通要道,西进须以道孚、炉霍等地作后援,为安定地方,改土归流不仅对归顺之乡施以优抚,对其他各乡措施亦较缓和。虽然如此,但宜木、斯木两乡的头人学洛家和杰冲纳各家仍然坚持反对。特别是头人杰冲纳各狡诈阴险,他以“坐静修佛”作掩护,表面上不过问政事,而暗中却出谋划策,指使他人去做违抗政令的事。他的这种阴谋活动,被雅德、泥巴两乡的头人觉察,向政府秘密揭发,而且指出,如果此人不除,炉霍地方政权就很难巩固。政府据此,将相子(宜木乡大头人)杰冲纳各逮捕处决。

    杰冲纳各相子被处决后,斯木乡大头人学洛相子(学洛尔吉登真)并未因此有所敛迹,而终止反改土归流的活动。他认为炉霍屯官的设置,完全剥夺了头人应有的权力,决不甘心受人宰割,于是带头指使宜木、斯木两乡百姓公开抗缴公粮。这种公开抗缴反抗行动,自然为政府所不容,但就当时情况,抗缴公粮已形成群众性的行动,如对学洛相子采取公开逮捕的方式又恐激起民变,扩大事态。炉霍屯官即收买由内地流落到炉霍的垦荒者四人,使用带毒的长茅利剑,趁学洛相子耍坝子的机会,于黑夜窜进帐幕,将其刺伤,四名刺客中被相子警卫当场击毙三人,另一人趁混乱脱逃。学洛相子因受伤过重,毒性漫及全身,于三日后死亡。事后,他的家属亲友因畏惧株连,被迫逃往瞻对所属麦科牧区的麦洼部落躲避。后来又因麦洼部落与相邻部落发生纠纷受到攻击,麦洼部落无力抵御,被迫迁移,因此,学洛家也随麦洼部落的几百户人一同迁往阿坝州的红原定居,由于这几百户人的迁入,逐渐形成了一个区(今阿坝州红原县麦洼区)

    学洛家在阿坝定居后,学洛尔吉登真的儿子学洛德清多吉出家当了喇嘛,并以麦洼部落的名义修了一座寺庙,自己担任该寺的领经师,以后又相继担任该寺铁棒喇嘛。由于他是学洛相子的后代,又有一定的宗教地位,因此麦洼部落和寺庙的大事都由他决定处理,成了部落中最有威信的人。

    学洛家的家属逃离炉霍时留下了一个女儿看守官寨子(相子的寨子)。这个女儿原来招赘的女婿是瞻对贡布郎吉派驻章谷的阿支家的拥珍,后来贡布郎吉败亡,拥珍受到政府的追究,加之夫妻之间不和,学洛家的女儿即逃往色达,接着又和拥珍的表弟洛乌降泽同居,因洛乌降泽原是宜木乡热洼家的女婿,与学洛家女儿同居,既怕政府追究又怕热洼家纠缠,于是一同逃往甘孜冷冲。因学洛相子在世时,曾为冷冲地方做过一些好事,又与章谷第三代相子汪修占堆沾亲,所以冷冲的头人为念旧情,就将他们二人安置在冷冲绕登则村的一座庄房里。直到1939年雅德乡大头人相子益西多吉才将洛乌降泽一家接回炉霍。

    以后相子益西多吉又促成雅德乡查瓦达尔汗家将独女益西知玛许配给他的小儿子罗绒泽翁为妻,承袭了查瓦家的达尔汗,继又促成雅德乡波洛达尔汗家将独女则呷许配给他的三儿子洛真,承袭了波洛家的达尔汗。由此学洛家又逐渐在炉霍恢复了头人的势力。

    宜木、斯木两乡的大头人杰冲纳各相子和学洛尔吉登真相子被政府处决以后,使两乡大头人下属的达尔汗不敢再聚众抗拒政令。但为惩罚对抗,奖励归顺,政府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措施,对服从政令的雅德、泥巴两乡,酌情减免应交公粮赋税;对抗拒政令的宜木、斯木两乡则按应缴公粮赋税增加百分之五十,而且作为明文规定通令执行,(这项规定直至民国时期仍沿例执行,未予变更)

    与此同时,政府鉴于地方百姓普遍信奉佛教,炉霍寿灵寺作为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寺庙,在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为此,改土归流,虽然限制各寺庙喇嘛数额,削弱各寺庙享有特权,但对寿灵寺则予特殊照顾,准予保持土司统治时期寺庙享有的各种特权。但寿灵寺并未因此改变对政府的敌视态度。其主要原因一是该寺创建以来,一直受到土司的扶持,规模逐年扩大,在政教合一体制中享有很大的特权,改土归流以后,虽然政府容许保持原有特权,但废除土司制,对寺庙享有的特权无疑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如土司统治时期可以为所欲为。二是该寺与西藏上层集团关系密切,西藏反改土归流亦必然使该寺有恃无恐而随之附合。

民国时期炉霍头人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致使清朝改土归流告终。继因国内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加之西藏上层亲帝势力入侵康区,原被废除的土司制度又逐渐复活。民国以来曾设官吏管辖地方,但由于地方头人和寺庙势力抬头上升,政府只好采取羁縻政策以息地方势力对政府的反抗。同时鉴于寺庙的影响,相应地还采取了一些安抚寺庙的措施。

    1927(民国十六年)寿灵寺四个康村(康村,系藏语译音,即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中扎仓下面的一级组织,按在寺喇嘛扎巴籍贯地域划分组成的僧团),掌握实权的喇嘛——宜木康村的斯中甲纳布、斯木康村的若海兄巴、泥巴康村的公却洛洛、西可康村(即雅德康村)的班觉卡鲁,勾结宜木乡的头人谷一公却、雅德乡的宗达格交、丹珍翁加,泥巴乡的金达泽汪哀朱,斯木乡的莫委仁真翁沙,沆瀣一气,把持地方权力,对地方政府贯彻政令,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于是民国政府为拉拢他们,采取了封官许愿的办法,对寿灵寺四个康村的实权喇嘛,分别委任为“团总”(相当于乡长的职务),意图加以控制。谁知他们利用两重身分(既是寺庙四大康村的掌权者又是地方政府的官吏)的权力,更加为所欲为。政府对此一时无可奈何,为权宜之计只要求他们按年督催四乡上粮纳税,保持地方安定,其他就不再过问,容许由他们按头人和寺庙的规定办事。可是这样一来,百姓就要为政府、为头人、为寺庙上粮纳税,支应差役,沉重负担,使百姓陷入了更深的痛苦。

    当时,政府为对付地方势力,意欲以武职人员的胆略来治理地方。自1931年起即开始派校级以上干练军官担任炉霍县长。但均无济于事,至1934年炉霍先后换了三任县长,每任县长到任仅仅一年就被迫离任。19352月陆军中校吴文渊继任县长,上任不到一年,于同年12月就发生了寿灵寺组织武装包围县府驱逐县长的事件。事件发生也并不偶然,只是在此之前所发生的对抗行动不如这次严重罢了。当时寿灵寺为了对抗政府,经常借故挑衅。恰好有一天县府彭通司(翻译,小名长娃子)带着两个儿子去宜木乡热河坝村的热水塘洗澡,由于彭通司常受县长驱使与寺庙作对,寿灵寺即准备先杀死通司,然后包围县府,驱逐县长。于是组织喇嘛武装分两部分行动,一部分去热河坝杀死了通司父子三人,一部分(200多喇嘛武装)则包围了县府。以后将被杀通司的尸体抬进县府示威,逼迫县长吴文渊限期离开了炉霍。

    县长被驱逐出境后,寿灵寺又继续清查寺内的亲汉喇嘛,免去了该寺密宗院的领经师泽仁扎西(又名多勒西各)领经师的职务,并开除庙籍,被逐出寺。原来泽仁扎西是由色尔巴流浪到炉霍的喇嘛,因善于同地方官吏接触交往,在政府官员支持下进入寿灵寺当上了领经师,具有一点权力,因而引起寿灵寺当权喇嘛的嫉恨。泽仁扎西被开除出寺后,县府官员就唆使他到康定向刘文辉(二十四军军长),呈述寿灵寺当权喇嘛不服政府管辖,在驱逐县长以后,更加横行无忌,对亲政府的喇嘛加以迫害等等,引起了刘文辉对事态发展的重视。

    接着,刘文辉即命令二十四军驻甘孜的二十九团团长张行采取措施予以处置,于是张行即率领部队驻炉霍。二十九团到达炉霍后,张行赓即命令部队包围寿灵寺将该寺违抗政令的为首喇嘛泥巴康村的大领经师白马群迫、雅德康村的班觉卡鲁(兼任政府委任的团总)和当年担任“更巴”(即司库、管家)的格沙登哥、斯木康村的若海兄巴(兼任政府委任的团总)和当年担任铁棒喇嘛的墨洛坎交、宜木康村当年更巴咔达公卡等人逮捕。同时又逮捕了支持寿灵寺喇嘛反对政府的斯木乡头人尤斯勒交。这些人被认为是罪大的为首者,捕后不久即被枪决。除此,为了惩戒寿灵寺,还将另外几个主要喇嘛,俄热登朱、益娘扎洛、怕霞咔(铁棒喇嘛)、阿拉(格西)等四人逮捕,押解至甘孜关押,作为处以巨额罚款的人质。一年后,寿灵寺缴清了罚款,关押在甘孜的这些人质才被释放回寺。

    团长张行在镇压了寿灵寺的喇嘛和斯木乡的头人后,为了进一步威慑地方上的喇嘛头人,对于不服管辖的朱倭末代土司钦绕降央汪修也趁势将其逮捕枪决。并将朱倭土司所辖地区划归炉霍县管辖,设朱倭区。

    此后张行作为炉霍驻军会同政府治理地方,采取了利用地方势力矛盾,拉拢一方,打击一方的策略;对不服政令者,除使用武力镇压外,并沿清朝旧例处以巨额罚金和加重差役粮赋。

    与此同时,刘文辉为控制康区,除派驻武装压境外,也采取所谓德化的怀柔政策,极力宣扬佛教,并以个人崇信佛教为名接受炉霍寿灵寺五世格聪活佛的灌顶传经。以后又利用格聪在宗教界的地位任命其为西康省政府委员并以大量物资向寿灵寺发放布施,使上层喇嘛和寺庙能够以宗教的影响来维护统治。对于寺庙和当地头人的原有特权和利益则在服从政令的原则下不加干涉,主张恩威并施。   

  

 

注:

   霍尔:藏汉大辞典解释,不同时期所指的民族不同,元代指蒙古人,元明之间指吐谷浑人,现代指藏北牧民和青海土族。另有一种解释,“霍尔”是蒙古大汗,汗的变音。藏语有“甲,柏、霍耸、呷、达、扯耸”的比喻,意为“汉、藏、蒙、星、月、日”其中藏语“霍”就指的是蒙。

    顾实汗率兵入康后在炉霍留下了不少蒙古戍军与官吏的后裔,据说“炉霍虾拉沱”就是蒙古兵屯垦的地方,“虾拉沱”是蒙语“黄色平川之意”。(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炉霍卡娘、所格等地名亦属蒙古语。

    据访问有的老年人说,一至四代土司的名字并非藏语名字而系蒙语名字和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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