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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甘孜州天主教简史

已有 359 次阅读2020-2-24 12:13 |个人分类:康藏记忆Shangri-La|系统分类:信仰

天主教系基督教中的公教,或者称为罗马公教。这一教派自16世纪传入中国后,其信徒将所信奉的神称为“天主”,故称天主教。

一、传入与发展传入

天主教传入甘孜州境内,以康定为先。1857年,法籍神甫古德尔乔装商人取道康区入藏受阻,徘徊在川藏边境,收集当地政治、经济、地理、风土人情等资料。186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丁盛荣受罗马教廷之命赴西藏传教,路途受阻,折返打箭炉,于炉城北郊设堂传教,康定遂成为康区天主教传播的大本营。1862年,华朗廷、圣保罗在巴塘城区建教堂。天主教传入康南地区。1865年,西藏教区第二任主教苏罗受命之际,正值西藏地区驱逐传教士,只得留驻康定,他曾派人去江卡、亨达、巴塘、盐井、云南的维西、茨中、德钦等地发展教务。1879年,天主教传教士在泸定冷碛地方强占民宅修建教堂,传播天主教义。1903年,法籍佘司铎以康定教徒田尚昆为从,在道孚城东修建教堂,天主教传向康北。1914年,法籍神甫佘廉霭在丹巴城区干桥沟一带购买土地,修建教堂,传播天主教。倪德隆任康定教区主教期间,教务得以较大发展。至1936年,天主教势力已散布于今甘孜州的康定、泸定、丹巴、雅江、理化、稻城、贡噶、定乡、怀柔、巴塘、白玉、甘孜、石渠等县,以及今西藏昌都地区的昌都、恩达、嘉黎、太昭、察雅、科麦、宁静、武城和云南的中旬、维西、德钦等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沦陷后,教会经济拮据,发展受到影响,加之康区人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延绵不断、日趋激烈,天主教势力遭到打击,到1950年前夕,甘孜州境内只有康定、泸定、丹巴、道孚、炉霍、巴塘6个县设教堂。1950年后,天主教走上“三自”爱国道路,外国人在康区主持天主教教务的状况从此结束。

康定教区

 康定教区前身系西藏教区。早在17世纪,天主教方济会教士意大利人安德烈等进入西藏,欲建教会,但遭西藏人民反对未遂。之后,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传教特权,梵蒂冈企图以拉萨为中心成立西藏教区。西藏教区原属印度亚格那主教区,辖西藏、康区及锡金等地。1845年,亚格那主教曾提出将西藏教区交由四川教区托管,但四川教区主教贝罗书认为这样做会使四川教区负担太重,提出将其托付给天主教的分支“遣使会”驻拉萨的胡克和贝尔神甫具体负责管理,未得罗马教廷允准。1856年,西藏正式成为主教区,德斯马曾神甫被罗马教廷批准任命为第一任主教。同年8月,西藏、川西北、川东南教区协定划分各主教区地域界线,西藏教区辖西藏、康区、上川南南部地区的一半和下川南的仁寿、井研二县。

1854年,法国公使决定暂时放弃在拉萨设立教堂之方案。1865年,罗马教廷任命原云南助理主教苏罗为西藏教区主教,他取道嘉定、雅州抵达康定,时值西藏驱逐传教士,遂驻足打箭炉,设法在进入西藏之要道康定布置主教场地,相机行事。1884年苏罗去世,丁盛荣继任主教;1892年丁盛荣去世,由毕天荣继任。其间,巴黎外方传教会总会曾派来常保禄、王x x、李雅德,蒲来古、任乃棣等五名神甫。1892年,毕天荣因病回法国,主教职由当时四川叙府主教倪德隆继任。倪德隆到康定后,一方面大量购置产业,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康藏历史、文化,开办学校,并著有拉丁、法文、藏文三合大字典。1900年,天主教在炉城南门修经堂和修士院。1902年,神甫3人在理塘被杀,巴塘天主教堂被焚毁,倪德隆借机去成都向政府勒索,取得更多利益。1906年,总会派华朗廷、佘廉霭、古纯仁、窦元楷、伍胡纳等5名神甫至康定。1910年,梵蒂冈见难以入藏,即将西藏教区称号取消,以康定为中心成立西康教区(又称打箭炉教区或川边教区)。除康区外,尚辖川边、云边及锡金。1920年,梵蒂冈将锡金划出西康教区。1923年,华朗廷由云南调西康教区任副主教,另委吉纯仁为云边总司铎。1926年,华朗廷升为襄理主教。1931年,倪德隆年迈离职,由华朗廷继任西康教区主教职位。1939年,西康建省,因境内宁雅二属设有教区,天主教西康教区即改名为康定教区。辖有:康定、泸定、丹巴、雅江、理塘、巴塘、稻城、定乡、炉霍、道孚、贡噶、怀柔、察雅、白玉、宁静、科麦、甘孜、石渠、邓柯、昌都、恩达、嘉黎、太昭、武城、中甸、维西、小维西、德钦、茨中等。后来,绥靖、崇化、懋功、富林、皇木厂又先后划归康定教区管辖,共有堂口27处。

1944州年设参议会(或参事会),由华朗廷委佘廉霭、古纯仁、何光辉、尤加理(意大利籍)、杨华明为参议员,参议教区兴革事宜。1950年康定解放时,由中国籍神甫杨华明任代主教。

康定为主教驻地,设总堂、医院、拉丁修道院、童贞院、托儿所、育婴堂、印刷所和学校4所。此外办有《崇真报》《西藏回声报》。各地所设教堂,称堂口,设司铎1人管理,另在教友中选出有威望人士协助司铎工作。

二、教堂与教徒

教堂

 ()康定地区

 康定真原堂:位于今康定城沿河西路。清光绪末年筹建,1914年竣工。为仿欧“哥特式”建筑,经费源于1897年的川边维西一带教案赔款,清廷以炉城三年边茶税和南北两关杂税作抵。真原堂主管康定县教务,内设教理传习所和女生院,辖驷马桥分堂,设教理传习所,男女合班;鱼通长加山分堂;金汤汤坝分堂。解放前夕(1949年,下同)共有教徒914人,以城区、驷马桥、榆林宫最多。

另康定城区内还有:位于城北门天主堂,为天主教初来时所建,人称“洋人公馆”;位于南门向阳街的天主堂,即康定教区总堂。

 ()泸定地区

泸定总堂为沙坝教堂,位于今泸定城区沙坝地方。1889年天主教在该地租房传教,后购地建房,1919年建成教堂。解放前夕有教徒约454人,教堂神甫为衡昆冈。位于今泸定县冷碛镇的冷碛教堂有教徒170人,教堂神甫藏道东。位于今泸定县磨西教堂,1916年修建,1922年完成经堂,1926年完成钟楼。有教徒560人,教堂神甫富德庆。此外还有沙湾分堂,受沙坝教堂管辖;新兴乡分堂,受磨西教堂管辖。有教徒50余人。

()丹巴地区

丹巴教堂于1909年由法籍传教士佘廉霭开办,初建教堂于今县城团结街(干桥沟东)下方。1921年迁至春场坝一带。解放前夕神甫为万类思。在半扇门乡的喇嘛寺地方设一分堂,均办有男女教理传习所,解放前夕由李鉴廷、邓成彬负责,共有教徒200余人,多为城区无业人员及孤苦儿童,其余分布在岳扎坝、纳顶、卡桠、中路、半扇门、太平桥、革什扎等地。   

()道孚地区

道孚教堂,位于道孚城区。1903年,佘廉霭以康定教徒田尚昆为从,到道孚和汛署联系传播天主教和勘查教堂地址,在城东占地10余亩,修建教堂。之后,调谭敬修到道孚教堂主持教务。1911年,教堂被灵雀寺僧侣及当地民众焚毁,后得赔偿重建。设有公会(办理慈善业)和男女教理传习所。解放前夕教堂神甫为赖渊仁,有教徒100余人。另在乾宁设有分堂1所,但仅有空房1座。

 ()炉霍地区

 炉霍天主教堂,位于今炉霍县虾拉沱地方。为熊德隆到炉霍传教时开办。第一任神甫熊德隆;第二任神甫雅维善(法国人),死于1923年炉霍地震;第三任神甫明爷(名佚,法国人),于1924年重建教堂,采用了汉式穿斗结构的建筑方式;第四任神甫窦元楷(法国人),住虾拉沱10余年,会藏、汉语,在炉霍、道孚作过地质考察和社会调查;第五任神甫傅载明(汉族,泸定人),解放初傅载明回泸定,教堂由会长李致和负责。办有男女合班的教理传习所和修道院。1936年设小学1所,1948年有男生16人,女生8人。解放前夕有教徒115人。另在城区设分堂,但仅有一名教徒看守教堂房舍。

 ()巴塘地区

巴塘天主教堂,系1862年法籍丁司铎、圣保罗等人到巴塘传教时建,教堂位于县城附近四里龙。该教堂分别于1865年、1884年,1904年数次被当地民众焚毁,教堂神甫及传教士亦多次被驱杀。解放前夕教堂无神甫负责,有教徒约50余人。

 ()其它地区

盐井教堂,为19世纪60年代法籍吕司铎开办,有教徒342人;

 汉源有教堂2处。富林教堂,神甫法国人杜德安、教徒300人;皇木厂教堂,神甫杨华明,教徒约1200人;

懋功教堂,为1918年佘廉霭开办,内设男女教理传习所,由康定教区副主佘廉霭主持,教徒约255人;

崇化教堂,1923年法籍司铎柏禄暹开办,内设男女教理传习所,神甫王友权,教徒120人;

绥靖教堂,1938年杨华明开办。仅有教徒20余人,1940年划由祟化教堂兼管;

云南茨中教堂,由康定教区副主教古纯仁主持,辖分堂2处,教徒约750人。小维西教堂,下属分堂2处,教徒约256人。维西教堂,下属分堂1处,教徒约72人。百汉落教堂,下属分堂5处,教徒61人。曲拉通教堂,下属分堂l处,教徒约30人。德钦、中甸、茨姑、潞子江等地所设教堂亦属康定教区统辖。

教徒

天主教教徒,又称教民,相互之间称教友。系经接受天主教洗礼的入教者。其教规规定:凡属教徒之子女须在出生的3天内在天主教堂接受洗礼;新入教的成年男女亦须接受洗礼,才算正式教徒。

1889年,西藏教区约有教徒1204人。1910年,教徒发展到2407人。1920年教区更名之时,教徒人数增至3541人,其中四川有1221人。云南有1554人,西藏有775人。至1950年前夕,康定教区教徒分布在四川的有5140人,其中属今甘孜州6县约有2563人,云南有3120余人, 天主教吸收教徒之主要渠道有六条:一是父母本身已入教,为其子女做主接受洗礼,使之成为教徒;二是开办慈善机构收养民间无依靠之子女,让其读书识字,然后受洗礼成为教徒;三是收养民间贫苦子女,由教堂供养进洋学堂,从小接受天主教宗教文化熏陶,逐步成为忠实信徒;四是由天主教教友介绍受洗礼入教:五是由于天灾人祸被传教士救济而接受洗礼入教;六是为生计所迫,贪图天主教租佃的便宜和借贷的低息,为吃教而入教。    在教徒中,除了一部分是教会收养的藏族孤苦儿童长大后受洗礼成为信徒者外,其余均为生活在藏区的汉族和其它民族的群众。

三、经济、教育和社会事业

经济

教区建立之初,经费由梵蒂冈教廷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汇拨,用以传教和购置产业。天主教的置产,主要是购买土地,用以经营地租。在历次教案中获得的巨额赔款大都用于购买土地。随着地产经营的扩大和发展,教区经济实力增强。教堂凭借其经济实力,或租以土地,或贷以资本,引诱群众入教,从而保障教务的发展。地租经营亦成为教区的基本收入。土地的来源大体分三种:

 ()购买:是土地经营的主要渠道。原因是藏区土地无—定计算面积单位,往往以块总称。再加人少地广,人民农牧相兼,地价非常低廉。

 ()典当:是天主教为避买卖之嫌而采用的手段,实际形同购买。盐井宗格村斯朗彭初曾当地22块,全部过限,多者达32年,少者17年,无一赎回。

 ()侵占:当时藏区的土地,因无一定的计算标准,天主教得以兼并扩充。

天主教不择手段,在今甘孜州占有大量土地,并获得丰厚的经济收入。从光绪至宣统时期,天主教会在康定购买耕地、荒山、宅基地共费银一万余两(其中典当288),含真原堂占地2.7亩,女生院(今沿河东路45号,旧称马市街)占地1.7亩。1921年,天主教以500两银购康定明正土司甲宜斋南门外(今武警支队、州民干校)乱石滩一大片,建天主堂,占地3.4亩,修道院占地12.5亩。1924年,康定天主堂以白银3000两在甲联芳、甲联升处购南门外榆林乡以下大户荒地,建驷马桥德肋撤教堂房屋97间,先后垦荒373亩。据1951年康定县寺庙占地(下同)统计,天主教在瓦斯乡占有三地42.1亩。据1952年的统计,天主教在金汤区还占有土地54.25亩,在鱼通区占有土地94个牛工(1个牛工合2)188亩。据1957年的统计,天主教在榆林乡占有土地638.5亩,在雅拉乡占地178.2亩。泸定沙坝、冷碛、磨西教堂,新兴,沙湾分堂及麻风病院占有所在地大部分良田沃土。据1928年《西康政务委员会汇报各属外侨办理事项调查表》统计,天主教在泸定的产业总值高达21万元以上,年收地租2880余石,以400斤折合1石计,合约合15万斤,占泸定全县粮食产量(1400)20.57%。而当时政府按全县地租征收田赋,每年只700余石。丹巴教堂初建堂于干桥沟,后迁至春场坝,在春场坝圈占土地5000平方米以上,房屋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据1945年统计,天主教在春场坝建有房屋14间,值40万元(伪币,下同);在卡桠和大桑购占耕地25亩,值80万元,粮食等物折12万元。天主教在道孚县城东占地10余亩建教堂,并在格西铜佛山、娥骧、奔之等地占有耕地数百亩。租与教徒耕种。炉霍天主教堂在今炉霍县斯木乡仁达山垦地50亩,在宜木乡招民开垦30亩,皆租与教徒耕种。在巴塘城区,天主教堂于1909年和1917年两次共购买土地29亩,值藏洋2800元,并在六玉、亚海工地方垦荒,可播种子1280余批,后又在城区置地10余亩。

教育、卫生

()学校

拉丁学堂:又名拉丁修院,是专为培养传教人员的初等神学院。只收教徒子弟,毕业后可送高一级神学院深造,通过一定的考核、审查可晋升司铎。康定拉丁学堂开办于1864年,设在总堂内,1950年停办。由于康定教区线长,1941年,教区主教华朗廷授权云南维西教堂增设拉丁学堂1所。毕业于康定教区拉丁学堂并得晋升神甫的有9名华人,其中孙熏、李顺庆、衡昆岗、刘一斌、王友全、杨华明曾被送至槟榔屿神学院深造,李XX,熊德隆、傅载明末出国。康定拉丁学堂历任负责人为明荣、华朗廷、赖福如、何光辉、倪正德,他们都是法国籍人。    修道院:分设在泸定磨西和康定南门,是天主教为培养传教地的修道而设。解放前夕,磨西修道院院长为马成英,康定南门修道院院长为余淑清。康定修道院中尚设有中国修道会,亦称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副会。

 真女院:即童贞院,设在康定修道院内。收教徒家庭中未成年女子或孤女,授以经典、教义、语文、算术,为各堂口培养女教员及修女。解放前夕,负责人为何修道。

教理传习所:又称男女学堂,教区内各堂口多有附设。凡教徒子女年满7岁,送教理传习所学习教规、教义,攻读经文,并受粗浅的语文、算术。传习所,有男女分设的,亦有合班的。新入教者,不论年龄、性别都必须先进教理传习所学习。

私立康化小学:1927年由天主教在康定开办,经费由教会每月拨支约大洋220元,该校的教育是经教育部批准立案并依部颁课程设置进行教育,不加任何宗教色彩,1942年因经费拮据而停办。办有高初年级各二班,开办15年中共毕业学生约500人。历任校长有杨仲华,张鸿逵、何伯康、衡席珍、穆仁杰、冯有志等。    法文补习班:1945年在康定开班,杨华明为补习班负责人。书籍自备,不收学费。补习者有陈戴德、肖永年、喻俊伦等七、八人,1945年因人数过少而停班。

另,康定驷马桥、丹巴、道孚,靖化等地天主教堂亦曾开办过小学。

 ()医疗卫生

康定仁爱医院:系1576年至1878年间建于修道院内,分住院和门诊部,有大病房2间,小病房3间,共有病床85张,医生5人,1949年增设产科病房。该医院系康定地区最早的西医院。

磨西麻风病院:设在今泸定县磨西镇,1921年开办。经费原依靠国外募捐,抗日战争胜利后由磨西,冷碛天主教堂拨粮维持,民国政府曾拨款资助。解放时,约有病员200人、孤老3人、孤女7人、工友3人,有外籍护士8人、医生1人,药师2人,院长马成英、副院长天安格(加拿大籍修道),该院占有耕地70余亩。当时的医疗技术还不能治愈麻风病,但磨西麻风病院起到隔离收容、避免传染他人的作用。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办,更名为泸定皮防医院。    各地教堂亦多附办有门诊部或诊断所。

其它社会事业

()慈善业

善牧堂:即托儿所、育婴堂、孤儿院、孤老院之总称,收养孤儿、弃婴和教徒寄托子女,以及孤寡老人。1945年,康定有孤儿院两所,一设真原堂、一设驷马桥分堂,共收养孤儿60余人。

 各教堂所开办的教理传习所内大都兼设有孤儿院。

 ()出版印刷

华朗廷任康定教区主教期间,在康定开办教会印刷所,印行藏文、拉丁文、英文、法文的天主教经典。曾出版《藏文文法》《藏文字典》等藏文读本,并将新旧约全书译成藏文出版。1921年,创办法文版《西藏回声报》,月出一张,报道教区教务和地方新闻,散发中国各教区外,还寄往法国、罗马等地。1940年停刊,1942年复刊。194410月,杨华明“以文化服务社会”为宗旨,在康定成立“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康定分会”,于1945年出版《崇真报》,月出一张,辟有“国内外重要新闻”“康藏史地与风俗”“教会生活与文艺”等栏目,散发国内各教区、康区各教堂及军政机关,1948年停刊。

四、宗教活动

 传教

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教方式,多以建立经济关系为主,农民租以土地、商者贷以资金、无业者入所开办事业。设立慈善机构,收养孤儿弃婴,长大后为其代选职业,代为婚配。入教者,称为教民,“凡教民之婚丧词讼,均由教中神甫或主教为之主持处理,体恤庇护,无微不至。故教民有事,均多诉于主教或神甫;若有灾荒,亦请主教神甫赈恤”。以引诱人民入教。

宗教节日

天主教之节日,除主日(星期日)外,还设有大、小瞻礼日。耶稣复活、圣神降临、圣母蒙召升天为四大瞻礼;三王亲朝(新教称显现节)、耶稣升天、圣母无厚罪始胎、大圣若瑟瞻礼、诸圣瞻礼等为小瞻礼。瞻礼又分定期和活期两种,定期即是固定于一个日期内举行的瞻礼,如圣母蒙召升天节为公历每年815日。耶稣圣诞节为每年1225日;活期即以一定时日为标准需推算出节日才举行的瞻礼,如耶稣复活瞻礼是在每年春分节后第一次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复活节后40天为耶稣升天瞻礼。此外,每天早晨须由神甫在教堂主持祭祀,称弥撒。主日弥撒较为大型。

宗教习俗

 ()七件圣事

1、圣洗,亦称洗礼。为天主教吸收新教徒举行的入教仪式。2、圣振,是为坚定教徒信念而举行的仪式,只能由正权主教或一定时间内的授权神甫主持。3、告解,也称忏悔,为一种赦罪仪式。4、圣体,将面饼和葡萄酒由主礼神甫在弥撒中祝圣,即成为耶稣的真体,教徒向神甫办过“告解”后就可领圣体。系同耶稣结合,能得到天主的恩宠。5、终傅,由主礼神甫在垂危病人身上擦圣油、念经文,要求病人忏悔他的罪过,帮助其灵魂得救而举行的仪式。天主教及教徒都很重视这件圣事。6、神品,也称圣品,系修生晋升神父的礼仪。神品分七级,神甫级为七级。7、婚配,即由神甫在教堂内为教徒主持的婚礼。天主教实行同教通婚,教徒与非教徒通婚如无神甫宽免,则需加入天主教,但其子女必须入教。

()天主十诫

天主教徒必须遵守的教规有十条,称“天主教十诫”即:钦崇天主于万有之上;毋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守主日;孝敬父母;毋杀人;毋行邪淫;毋偷盗;毋妄诬;毋愿他人妻;毋贪他人财物。

()丧葬

天主教徒死后,需露面停放在厅堂内,由教友念诵“亡者经”,为死者超度,3天后实行土葬。天主教之基地统称为圣地。

1950年后甘孜州天主教的情况

1950年初,甘孜州的天主教教友们掀起反帝爱国群众运动,将外籍传教士驱逐出境,成立“三自”爱国委员会,走上“自传、自养、自主”之路。1950年,道孚成立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员会,由冯仁良负责。1951年,康定成立“天主教、基督教‘三自’革新联合委员会”,1963年更名为“中国天主教康定爱国委员会”。1966年以后的“文革”中,爱国会受到冲击。教堂被毁、宗教活动停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全面正确贯彻。康定天主教堂和泸定磨西天主教堂分别被两县批准为宗教活动点。1985年“康定天主教爱国委员会”恢复成立。198810月,“泸定县天主教爱国委员会”成立。据1990年统计,甘孜州开放天主教宗教活动点2处;有神职人员3人,其中泸定2人,道孚1人;共有天主教信徒1400余人,其中以康定,泸定为主,分别有信徒800余人和520余人,丹巴,道孚、炉霍3县各有数十人。

由于甘孜州内天主教无主教和神甫主持教务,1983年,四川省天主教爱国委员会和四川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决定,将康定教区交西昌教区代管,每年由西昌教区派神职人员来康定和泸定主持宗教活动。

五、重大教案

第一次教案

公元1781(清同治十年),天主教巴塘教会顾司铎因与当地藏族民众不睦,有恨在心,借放纵令其属下殴打冷卡石藏民至伤。事后,对当地民众的申诉又置若罔闻,使肇事者长期逍遥法外,“并不惩治”,激起众怒,巴塘民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于18731010日将巴塘天主教堂团团围住,“初则掷石向击,继则伤害抢掳,后则奋斧将教堂拆毁”,8日之后,将教堂焚为平地。巴塘所属盐井、莽里等地民众也揭竿而起,将盐井、莽里两座教堂烧毁,3处教堂司铎,教士纷纷奔命逃往康定。

18746月,法国公使热福理照会清朝政府,要求缉拿凶犯,赔偿损失。1875330日,四川总督派打箭炉同知鲍焯,会同候补同知赵光燮,先后赴巴塘办理。鲍、赵二人对内恐吓惩治,对外恭顺从命。“一面移拔台兵多名,协同楚勇罗列堂阶,壮示声威”。先后传讯巴塘民众40余名,“入则飧以羊酒,给以赏需”,“然后反复开导”,继以“层层驳诘,晓以利害”。其处理结果是:“鸠工伐木,仿照旧式,分别赔修三处教堂,其衣物尚有者悉数退还,遗失者酌量估赔。”“至夷民滋事,土司不能弹压,实属咎无可辞,拟请将巴塘正土司罗宗旺登、副土司郭宗扎保各记大过三次……”俟三年无事,再行详情免究……唯查有主唆坏事之官房字识曹玉琳,务请究法以杜后患。后来将曹玉琳“密调赴炉,斥革看管”。

第二次教案

公元1879年冬(清光绪五年),英国奥斯马加的伯爵“摄政义等(),欲由川境赴藏”。西藏方面得知情报之后,立即派出数千藏兵,“拦入川境百里有余,直逼牛古渡口”。摄政义在巴塘茶树山见此情况十分不妙,惊恐万分,只好逃之夭夭,“改道入滇”。阻拦摄政义入藏的军民并未就此罢休,采取三条抗教反洋斗争措施;一是“番闻洋使出后,于撤兵退回江卡之时,道经莽里教堂,即用刀剑破坏门窗,抛掷器物”。“搬击桌椅木器及马草元根”。二是藏宫颇奉香葛等被派往巴塘,“勒令巴塘文武土司,将各处洋人逐去”,并具结永远不许洋人由巴塘入藏,如果有洋人来,也“不许土司支应乌拉”等。三是“遍扎巴塘、理塘、霍尔章谷、叠盖各土司及云南所属阿墩子、中甸、维西等处寺院僧俗人等,以后一律不许洋人过境,亦不准各处迎护接送”。清朝政府闻讯后,十分震恐,饬令平复处理。派夷情部郎主事开泰,驰诣巴塘,令驻藏大臣飞檄劝谕,退回阻载之兵;由四川总督令阜和协副将况文榜,“带汉士官兵三百名”驰赴巴塘,会同巴塘粮员嵇志文,都司李万春手下兵丁,设法解散藏族民众武装,扼防要隘。对损坏的教堂,令土司赔修,清还木器。为确保莽里教堂安全,将其迁址到较为偏僻的盐井,移建工程于1880年秋完成。18813月,法国公使宝海,正式复函认可后,此案才算了结,前后历时1年零4个月。

第三次教案

公元1881(清光绪七年)98日,巴塘法国天主教堂梅玉林司铎,秘密押运从西方运来的物品13驮,前往盐井,途中在核桃园露宿时,一伙三岩藏民和当地喇嘛“数十人拥进帐篷,梅玉林在内施放洋枪,立即轰倒一人”。围攻藏民和喇嘛见状惊退。稍待镇定后,“旋复四面围拢,掷石乱打。梅玉林持枪叠放,受伤倒地”,喇嘛、藏民一拥而上,将梅玉林砍杀毙命,并劫走财物,计“驮骡13头,骑马2匹,箱2只,茶包1只”。

此案发生后,四川总督丁宝桢立即上札军机处,经御批后,两路派兵前往出事地点,立悬重赏,“赶紧查办,追赃惩办,以期迅速,而慰远人”。由于合兵会缉,于1882年初“拿获工布曲批等二人”,后又“抓到喇嘛巴纳小、热根堆2人”。遂先将“罪情重大”的工布曲批,热根堆“就地正法”,其余两人暂押到打箭炉监禁,“一俟续获有犯,再行讯供拟办”。“教堂赃物除起获外,据该教堂尚应赔银一千九百三十五两七钱一分”,出于案件在巴塘土司辖区内发生,加之康宁寺喇嘛参与,故其赔款“令该土司及丁零寺(康宁寺别称)堪布分别赔缴,以为约束不严之戒”。同时部署缉拿山岩“余犯”,“务将在逃余犯悉数弋获.尽法惩办,不准一名漏网”。清廷上下对此案办理一味偏袒,颇尤“效力”,法国教会当事人和驻华公使自然满意。1882426日,法国公使宝海,照会认可,全案历时7个多月,终算了结。

第四次教案

在已发生的多次教案中,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卑躬屈膝,并相互勾结,镇压巴塘民众的反洋教斗争,激起巴塘民众的极大愤慨和更大反抗。从公元1887(清光绪十三年)4月开始,拉开斗争序幕。据打箭炉法国天主教会主教毕天荣禀报称:“巴塘等处教堂,近来被遭屠害,极为可虑,于年闰四月至五月间,叠次被匪类(指当地民众)前来攻打,幸地方官前来弹压,未成巨祸”。到720日,斗争达到高潮,巴塘民众“直冲该处教堂,焚毁一空……该处奉教之人,竟被驱逐出境,其田地、庄稼、牲口、衣服等件,均被分抢无余”。同时,还把在188198日被杀的巴塘天主教司铎梅玉林等人的坟墓挖开,将棺木及尸骨一并倒入河中。

这次斗争,还波及滇西北藏区。在茨中、阿墩子等地也相继发生烧毁教堂,驱逐教民的事件。

对于此次教案,法国公使和教会强横要求:赔偿教士教民损失银三万两,修复教堂,护送教士教民回巴塘原地居住。但四川军宪认为:损失物件不多,赔银三万两,确属“浮开”;“地方民情不愿,势难勉强”,要尽快修复教堂和护送传教士回巴塘,不便也不利。因此,要求对法方提出的条件进行复议。因屡议未决,只好上报总署议裁。直到7年后的1894年,总理衙门屈服于法方压力,同意让巴塘及滇西北阿墩子等地的教士各回原地收回产业,并给偿恤银4万两,由川、滇两省各支付2万两。对此,滇省方面认为该地损坏的教堂已经修复,失物已归还,并有教会司铎收领证据为凭,不愿再支偿恤银两。川省方面虽支付赔款银2万两,但碍于巴塘民众“仇洋教甚深,与洋人誓不两立”,为劝其让传教士返回巴塘,已经发生“聚众毁署”事件,因此,表示不能照办。对此,法方一再施加压力。川省无奈,只好起用已任原雅州知府嵇志文前往开导。于16973月才说服巴塘僧众,同意护送传教士回去,还清地亩,修复教堂。纠缠近10年的此次教案,才告了结。

第五次教案

公元1904(清光绪三十年)4月,清廷改派四川成都锦龙茂道的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他赴任行经巴塘逗留期间,因遇事“袒护洋人,办事悉为洋人而来”,激起当地民众的极大不满和愤慨。1905221日至22日,僧众数百人围攻茨荔陇屯垦农场。至28日傍晚巴塘僧众3500余人兵分三路,一路直赴法国天主教堂;二路拦阻街道,截断行人和救援人员;三路围攻凤全住所。凤全方面由于寡不敌众,于31日被迫接受条件,暂退回打箭炉,行至离城20余里鹦哥咀(又名红亭子)时,遭伏击,凤全本人及50余名随行官兵全部被杀。由于这次教案与杀驻藏帮办大臣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历史上多统称为“凤全事件”。这次与杀大臣相结合的反洋教斗争,是巴塘发生的数次教案中牵扯、震动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它不仅延及川边,而且扩展到滇西北地区,使其毁教堂、杀传教士的事件也不断发生。云贵总督丁振铎,奏派提督张松林出兵剿办,历时半年多才算平息。

这次教案中,川边部分杀了法国传教士牧守仁和苏烈,杀死杀伤教民多人,焚烧3处教堂,挖了已故的两名司铎坟墓。滇西北部分,杀法国传教士余伯南和蒲德元,烧毁教堂10座,打死教民13人……此次教案的处理,法方利用因其与“凤全事件”相关联,便变事加利。法方驻打箭炉主教倪德隆赴巴塘查看时,和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议定,赔偿烧毁教堂、财产什物,赈济教民等银四万四千余两;后又到成都会同法署领事何始康与四川洋务局司道续商,议定赔偿司铎命价及挖坟等费银七万八千余两。连同赵尔丰议赔款,合计为四川通用的九七平银约十二万三千两,期限为3年内分5期由省垫拨、兑付。双方于1906(光绪三十二年)1215日订约换文了结。云南方面,各项共赔银15万两,现交4万两,余银到19106月底交清。双方于190653日互换协定书,终算了结。对所谓肇衅凶犯,两省均分别进行了“惩治”。

第六次教案

19118月,道孚灵雀寺主寺活佛崩弄,以“拒喇嘛还俗”,“反对天主教”为由,与改土归流中已经被废黜的麻书土妇谷志玛密商:“乘势驱逐汉官,洋教”。遂收集天主教堂、传教士发展异教徒、买地建房、开垦荒地、招纳佃户、庇护歹徒,直接或间接损害寺庙的政教和经济利益的罪状;罗列衙署迫于不平等条约约束,奴颜媚外,狼狈为奸的行径。在僧俗群众中宣传鼓动,激起愤慨情绪。于是组织全寺喇嘛和部分民众,捣毁设治公署,火烧天主教堂,绑架县执事杨宗汉,拿获传教士谭敬修、熊德隆,并将三人押至灵雀寺内,威逼杨宗汉缴出官印,将谭敬修胡须拔掉,捆在寺门示众。事件发生后,道孚城内风暴哗然,并波及邻近康定、丹巴、大金、小金等县。川滇边务大臣公署闻讯,即调驻巴塘新军左营,驻扎曲卡新军右营开抵道孚,进行夹攻,克复县城。杨宗汉、谭敬修、熊德隆得以释放。当地团总丁培芝奉命招抚僧俗民众,对其“肇事者”处以“缴土枪1支、军粮4斗、以身作保之罚,免其一家之罪”。法籍传教士谭敬修获释后,即赴康定向主教倪德隆禀报事件经过,倪德隆当即向当时驻康守军长官颐占文提出抗议,以苛刻条件要挟解决。顾占文虑及恐事态扩大,责令灵雀寺与麻书土妇认错并赔偿损失,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道孚五保群众以支“乌拉”“汤役”“打役”等无偿劳役,重修天主教堂。对于灵雀寺,除具结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和赔礼道歉外,没收其出租土地一份归官府所有,以示惩处。

第七次教案

公元1902(清光绪二十八年),法籍天主教穆神甫强占冷碛杉木湾朱姓管业,大兴土木,扩建教堂,强迫奉教,激起当地民众强烈不满。由当地青年朱樱桃领头,约集数十人冲进冷碛天主教堂,打开仓库,把粮食和钱物分给贫苦农民,并将神甫押禁看管起来。有的人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使出面劝阻。当时,朱樱桃等很勉强地退出天主教堂,释放神甫。之后众人议论纷纷,认为必须打击洋人的威风和嚣张气焰,把帝国主义势力从康区驱逐出去。便再次聚集在朱樱桃住地,竖起大旗,推举朱樱桃为首领,整队出发,渡过大渡河,直奔磨西,砸了磨西教堂。然后又折转向北进发,砸了沙坝教堂。把暂处教堂抄没的财物和粮食分给穷人。并准备一鼓作气,直趋康定捣毁天主教主教堂。聚义群众在行进康定途中,遭到康定军粮府派出的武装镇压,朱樱桃、朱华山、张眼皮、肖×专等首要人物被逮捕,其余群众被冲散。朱樱桃等被判处死刑,朱樱桃在临刑前,毫无惧色,一身正气,从容就义。此次教案,被后人传为佳话,称之为“朱樱桃打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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