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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凉山地区的民族分布

已有 92 次阅读2018-11-11 23:10 |个人分类:东方故事Asian|系统分类:读书

文章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482107165/
0. 总述

四川盆地以南,金沙江大拐弯以北的地区统称为大小凉山或凉山地区,大致包括四川省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攀枝花市、马边县、峨边县、石棉县、汉源县,云南省的宁蒗县等地。地理上西接青藏高原,东、南连云贵高原,北抵四川盆地。主要是高寒山区,但中有安宁河谷,低平炎热。

这一地区是彝语支分布的北沿,彝藏走廊纵穿而过,民族分布和互动十分复杂。一般对本地的旅游介绍或政区说明,谈及本地民族分布时,要么不甚了了,要么过分囿于民族识别框架,因此读者所得信息与当地情况颇有龃龉。本文拟做一个粗略的再梳理。

就人口而言,凉山地区的主要民族是汉族和彝族。根据 2010年人口统计数据,凉山彝族自治州辖下,户籍彝族人口比汉族人口略多,大约各占一半,其他民族人口比例很低。加入攀枝花市和其他有关县市的人口数据,基本格局也大致如此:彝汉各约一半,其他民族人口较少(不及总人口的5%)。

其他民族中,主体是身份证标示为“藏族”的人群。但凉山地区的这些人群主要为讲羌语支语言的族群,下有详述。

下文中的人口数据是根据不同时期的统计估计的当今人口。

1. 彝族

1.1. 诺苏

凉山地区的彝族主体是讲彝语北部方言的人群,一般按方言差异自称Nosu /nɔ33 su33/ 或者Nesu /nɛ33 su33/,由于自称Nosu的人口较多,且其方言是凉山地区的标准彝语,因此一些文献也称凉山地区彝族为诺苏,诺苏人,英文文献也有称Nuosu的(Nuosu是彝语拼音方案的拼法)。虽有一定争议,但Nosu可解为“黑者”。诺苏遍布凉山地区各地,但安宁河谷地带相对较少。

诺苏内部按地理和言差异分为几个地区:Shyndra /ʂɿ21 ndʐa33/ 什扎(东、北、西大部),Yɨno /ʑɿ33 nɔ33/ 依诺(东部美姑、峨边等地),Atu /a33 tu33/ 阿都(东南部布拖等地),Sondi /sɔ33 ndi21/ 所地(南部米易、会理等地),Lidimu /li21 di21 m33/ 田坝(北部甘洛等地)等。关于诺苏的介绍较多,在此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田坝地区的彝语和其他凉山地区的彝语通话程度很低,似有羌语支底层,很值得研究。

另有一些人群,以彝语北部方言和汉语西南官话为双母语,主要居住在平坝地区,文化上相当汉化,但清晰记忆自己的诺苏来源。这些人群称作Muhisu /m33 hi55 su33/,汉语也叫“水田族”。从来源上讲,他们是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主动或被迫离开诺苏主体,并在平坝地区不断汉化的人群。

诺苏人口大约有220万至250万。

1.2. 大黑彝

大黑彝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沿岸的会东、宁南等县。大黑彝讲的语言是彝语东部言,基础词汇发音都与诺苏人群有相当差异。典型的例子是数词“六”,北部方言是/fu55/或/xu55/,大黑彝方言是/tɕʰɔ55/(比较缅文拼写ခြောက် khrok及仰光音/ tɕʰaʊʔ4/)。

大黑彝应当是从今贵州西部迁入凉山地区的。凉山地区彝族土司绝后时一般都是迎接贵州同宗土司的后代来继承,相应有贵州地区属民迁入。后可能又有投亲靠友前来的人群。

大黑彝人口大约有数千至一万人。

1.3. 里泼

里泼在凉山地区主要居住在攀枝花辖区内。里泼讲里泼话 /li33 pʰo55/,即彝语中部方言,与诺苏话基本不能通话。凉山地区的里泼人与汉族来往密切,通婚频繁,文化上彝汉并蓄,很有特色。里泼人迁入凉山地区的时间较晚,一般均传为几代人。

里泼人,即讲彝语中部方言的人群,主体在云南中部,凉山地区分布较少。里泼人是彝族与傈僳族的纽带人群。这也是彝语支人群在语言文化上呈连续分布的代表性例证。里泼人内部文化、语言较为统一,但在对外与周边汉族、其他彝语支民族的关系,以及自我民族认知上有一定差异。里泼人主体上认知自己为彝族人(也就是说认为自己和毗邻彝语南部方言、西部方言的人群是一个族群),但也有不少人自认是傈僳族(也就是说认为自己和周边的傈僳人是一个族群),更有少量认为自己是汉人。就民族识别的结果来看,里泼人约有1/4被认定为傈僳族,其余认定为彝族。因居住地不同,同一家族中有些成员身份证写彝族,有些成员写傈僳族的情况也较多见。

从语言上来看,里泼话作为桥梁,将傈僳语和彝语南部方言和东南部方言连接了起来,呈现连续分布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傈僳语和彝语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里泼语也偶尔被称作“东傈僳语”。

里泼人口在凉山地区大约有数千至一万人。



2. 汉族

凉山地区汉族约220至250万人,分为本地土生汉族与解放后涌入的现代移民两个群体。当地汉族的城镇化水平远远高于其他族群

2.1. “土生汉族”

自东汉以来,安宁河谷地区的居民一直是汉族为主体,至今如此。会理、会东、宁南县辖区自唐朝设立会同军以来,也一直是以汉族人口为主。解放前,虽历朝陆续有内地的汉族居民迁入凉山地区,但仍以上述地区为主。

安宁河谷的西昌地区,历史上称为邛都、嶲州、建昌等(西昌是越嶲、建昌的合称),一直是当地汉族的聚居地和汉文化的传承地。本地出土汉文化文物最早包括东汉画像砖、石刻等。

安宁河中下游的米易,古称迷易、迷昜等。明朝设迷易千户加强驻军和屯垦之后,当地汉文化也得到长足发展,出了一些本地学者著书立说。

历史上,安宁河谷地区作为边远地区也多有内地的官员贬谪至此或者途经此处前往云南边疆。像唐朝“笑里藏刀”的李义府就最终在流放嶲州期间亡故。明朝杨升庵因为“大议礼”被贬云南,以及以后多次往来蜀中与云南即过安宁河谷地区,对当地的风俗见闻多有著述。

另外,西昌附近还有“湖广填川”时期的客家移民,主要居住在黄联关镇。黄联关原是清朝的税关,因附近多黄连而得名。黄联关镇的客家人口大约万人左右,对内讲客家话,对外讲西昌话。黄联关客家人大姓多保有族谱,按其记载,其入川之前主要是在“惠州府龙川县”等粤东北地区,在四川盆地内生活一段时间后辗转进入安宁河谷定居。西昌地区的客家人并不自称“客家”,而只是自称“汉人”。当地土著汉人称其为“广东人”,称其所讲客家话为“土广东话”。客家人聚居地内建有祠堂、学墪、寺庙等设施,现多毁损。

安宁河谷地区还有一种被称为“保十三”的汉人。万历年间,徐元泰临危受命任四川巡抚,于万历十三至十五年(1585~1587),平松潘(今阿坝地区)、建越(今安宁河谷地区)、马湖(今凉山东北)三地叛乱。徐元泰和手下李应祥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方式,《明史》记载“应祥令军中各树赤、白帜一,良民陷贼者徒手立赤帜下,熟番不附贼者徒手立白帜下,即免罪。”这些在赤白旗下归附的生熟番就是“保十三”汉人的来源。“保十三”的意思,据说是明军十三人一队,受其保护不杀的意思。到了近代,“保十三”汉人应当是已指安宁河谷地区的汉化少数民族。解放初期,政府鼓励其中的一部分“保十三”人改为少数民族成份。不过现在“保十三”汉人的说法已经基本消失,主要还保留在客家人的迁徙记述中。

2.2. “现代移民”

解放后,解放大西南后留在当地的驻军、转业军人、南下干部,以及攀钢为代表的三线建设企业的工人,形成了当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地汉族移民,对当地汉族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都造成了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因为商业关系也有一部分汉族人口从内地迁至凉山地区。

对这些移民的具体人数,没有具体的统计。有些资料认为移民工作人员及家属达到了凉山地区汉族人口20%~30%。尤其像攀枝花市区等地,几乎都是现代移民组成的城市。


3. 藏族

凉山地区户籍藏族约有8、9万人。这些人群中虽不排除一些讲藏语康方言的人群,但主体是讲各类羌语支语言的族群,内部情况还相当复杂。

3.1. 普米人

普米人自称Premi,按方言不同可读作/pʰʐə̃55 mi55/、/pʰʐõ55 mə53/、/tʂʰõ55 mə53/等。Premi可解作“白者” (比较缅文“白色”的拼写 ဖြူ phru)。普米语是一种羌语支语言。

普米人中受藏传佛教影响程度各有不同。有些地区体现了鲜明的藏传佛教的文化、生活方式,传统制度也与藏区类似。有些地区原始宗教的势力更强一些,生产生活方式与藏区差异较大。

在中国民族识别的工作中,大致上来讲,甘孜九龙县、凉山木里县、盐源县等地普米人藏化程度相对较深,生产生活方式接近康区,因而被识别为“藏族”。其余地区的普米人,特别是云南西部地区的普米人,藏化程度较浅,则被单独识别为普米族。

普米人的男性服饰与康区藏族服饰有些类似,但也有一定区别。女性服饰中,百褶长裙很有代表性,常见为浅蓝色纯色。女性上衣和头帕以黑色为主,上衣腰部常系多色氆氇。

凉山地区户籍为藏族的普米人大约有3至4万人。户籍为普米族的普米人仅1、2千人。

3.2. 尔苏人(多续、里汝)

尔苏人自称Ersu /əʳ55 su55/。Ersu可解作“白者”。尔苏人按方言分东中西三部,分别自称尔苏、多续、里汝。尔苏语是一种羌语支语言,三个方言差别较大。《华夷译语》中的西番译语,有多续话的译书。尔苏语是羌语支诸语言中借词比例较低的语言。

尔苏人主要分布在甘洛、越西、汉源、石棉(以上自称尔苏)、冕宁、西昌(以上自称多续)、木里、九龙(以上自称里汝)等县。

总体而言东部尔苏完全不信仰藏传佛教,多续人受藏传佛教影响很深,里汝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完全藏化。里汝人在服饰和生产生活方式上基本趋同于康巴人或者信仰藏传佛教的普米人。东部尔苏人保留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多续人则介于两者之间。

东部尔苏人男性服饰受到彝族服饰的影响,多有趋同,同时又掺入汉族服饰的一些特色。女性服饰与当地彝族最大的差别在于盘头头巾为纯白色,与彝族人的黑色头巾形成鲜明对比。女性服饰上装虽有彝族服饰的影响,但在很多方面与阿坝羌族女性服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东部尔苏人信仰传统自然崇拜宗教,有不脱产的祭司,称为沙巴Shapa /ʂa33 pa55/,与彝族毕摩、纳西东巴十分类似。沙巴的经书所使用的文字称为扎拉玛 Ndzarama /ndza33 ra33 ma55/,一般也称为沙巴文。沙巴文的形式与纳西东巴文比较类似。沙巴文还没有完全脱离图画的特征,是一种比较初级的文字形式。

东部尔苏人大多兼通汉语(西南官话)与彝语(什扎话)。当地彝族人称尔苏人为“三条舌头”。

尔苏人大约有3万人,主要分布在凉山地区。

3.3. 那木依人

那木依人自称Namuyi,因方言读作/na55 mu55 ʑi55/或/na55 mu55 zɿ55/。笔者认为,Namuyi似可解作“黑者”。那木依语是一种羌语支语言。

那木依人主要分布在冕宁、盐源、西昌、木里、九龙等县市。

那木依人受到藏传佛教的一些影响,但影响程度比较低。那木依男性服饰一般为汉装。女性服饰,上装受到彝族服饰的少量影响,但总体风格上更接近尔苏人或阿坝羌族。唯一一点重大特色是那木依女性的头巾是黑色的,这点与尔苏人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区别。女性裙装为百褶裙,大量采用红绿对比色,色彩艳丽。

那木依人也有类似沙巴文的图画文字,但有关资料不详。

那木依人大多兼通汉语(西南官话)与彝语(什扎话),有的也兼通普米语。

那木依人约有数千至一万人,主要分布在凉山地区。

3.4. 史兴人

史兴人自称Shɨhin /ʂɿ55 hĩ55/,语义不明(hin可解作“者”,shɨ意义不明,不知是否与形容词“长”/ʂɛ̃55/或“黄”/ɕa55/相关)。史兴语是一种羌语支语言。

史兴人长期与其他人口较多民族杂居,受康巴人和普米人的影响比较深。史兴人对自己语言的看法是“史兴话是藏语和纳西语混合而成的”。史兴人生活的环境中基本接触不到汉族,但却有不少早期汉语借词,与现代汉语借词有明显区别。另外,史兴语中的稻作生产文化词汇特别丰富,这点与其实际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活动并不匹配。

史兴人约有数千人,主要分布在木里县。

4. 摩梭人(蒙古族•纳西族)

凉山地区户籍蒙古族约有3万人左右。这些蒙古族来源与构成比较复杂。当地彝族把这些蒙古族区分为两类,一类叫“沙里”Şali /ʂa33 li33/,字面意思是“过路的汉人”,实则指蒙元时期的蒙古官员与驻军,这些人在明朝时期归顺明朝政府,又时有反叛;另一类叫Moso /mɔ33 sɔ33/,就是“摩梭人”。沙里人极少,近现代以来已几乎全部汉化。西昌地区的余姓家族据说已成功找到蒙古族来源及谱系,但其族人已经与西昌地区汉族无异,身份证也大多写汉族。因此,凉山地区户籍蒙古族主要是摩梭人。

“摩梭”是他称(即“摩些蛮”),摩梭人自称“那”Na /na33/,与丽江附近的纳西族在语言文化上都非常亲近。19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时,四川的工作队发现很多摩梭人家里供着成吉思汗的画像,并且不少人说自己的祖先是蒙古军官,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四川境内的摩梭人基本均被划作了蒙古族。与此相对,云南境内的蒙梭人,因其与丽江纳西族地理及文化上亲近关系及连续分布,均被划作了纳西族。

摩梭人的母系社会形态、走婚制度、喇土司与肖王妃的故事,已经通过媒体传遍世界。可是,身为摩梭人的杨二车娜姆在某选秀节目上对某蒙古族青年大加攀附时,观众中也产生了不少疑惑。事实上,纳西•摩梭人与蒙古人的关系是从元灭大理开始的。为了包抄南宋,忽必烈与兀良哈台计划先控制大理。进攻大理国,蒙古大军必须渡过金沙江。金沙江水流湍急,可以渡江的地方不多,且多为大理国据守。这种情势下,忽必烈与兀良哈台争取了摩些蛮主的支持,从今丽江北部金沙江水流平缓处渡江,一举攻下大理国。这便是著名的“革囊渡江”。自此,摩些蛮与蒙古官军往来密切,文化信仰甚至血缘上发生融合。以至于丽江纳西土司木氏在追溯自己祖先源流时,都要附会到蒙古来源上(详见木氏家族自编族谱《木氏宦谱》)。

但从文化内容甚至血缘上看,摩梭人的蒙古“成份”可能还不及云南通海的蒙古族。但由于民族识别的影响,四川的摩梭人,特别是青年人,加强了对蒙古族的认同,疏远了纳西族。网上很多摩梭青年的激烈言论,也架构在对蒙古族身份的认同上。

但当地一些摩梭人也因本人坚持或其他原因,在身份证上登记纳西族,人口约数千人。

5. 傈僳族

凉山地区户籍傈僳族约有1至2万人。主要聚居区位于德昌、米易两县(两县各有两个傈僳族乡),其中又以德昌县傈僳族人口最多。凉山地区的傈僳族是较晚的时代从云南渡金沙江而来定居的。傈僳族移民到来时,主要的土地已被彝汉居民开发,其定居地主要位于彝汉交界的缓冲地带。

僳僳族自称Lisu/li33 su33/,当地彝族称其为Alą /a44 lɤ33/,语义不明。傈僳族总体上各支系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相对不大,并且与彝语中部方言地区有很大的共通性。凉山地区傈僳族服饰与滇中滇西傈僳族服饰差别不大。

除傈僳语属彝语支与彝语非常接近外,傈僳族的诸多文化内容也与彝族相近。如傈僳族新年为Khoşɨ /kʰo41 ʂɿ31 /,汉语音译作“阔时节”,而凉山彝族新年称之为Khurşɨ /kʰu̪55 ʂɿ33 或 kʰɔ̪55 ʂɿ33 /,一些祭祖等习俗较为类似。傈僳少女的换裙礼,实则与凉山彝族少女的换童裙从内容到形式都较为一致,均是女性成人礼。傈僳族的“比帕”又与彝族的毕摩有一定类似之处。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凉山地区傈僳族受当地彝族文化影响的可能,但一方面凉山傈僳族与云南乃至境外傈僳族在文化上共通之处颇多,不是受凉山彝族的影响,另一方面,凉山傈僳族居于彝汉边缘,且时间不长,受彝族影响应当较小。因此,这些雷同的语言文化现象应当理解为发生上的亲缘关系。

凉山地区傈僳族与彝族社区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关系,彝族的婚丧活动一般都会邀请同村或临近的傈僳村民参加。很多傈僳人与彝族人自幼便是玩伴,私交甚笃。凉山傈僳族也有不少人兼通凉山彝语。不过傈僳族讲的凉山彝语往往有标志性的口音,主要特色是丢失鼻冠音。如彝语的“喝酒”为ndrɨndǫ /ndʐɿ33 ndo33/,傈僳口音的彝语往往是/dʐɿ33 do33/。

6. 回族

凉山地区户籍回族约有1至2万人。主要聚居区位于西昌市区和临近郊区(西昌辖区有两个回族乡),其他县城有零星分布。

凉山地区的回族主要有两个大的来源:一是元朝统一中国时,赛典赤(سید اجل شمسالدین عمر)的部曲在安宁河谷落藉繁衍;二是杜文秀起义被扑灭后,云南回民逃难而来。安宁河谷地区回族姓氏主要有马、杨、撒、沙等。《西昌县志》中提到西昌地区曾共有20多座清真寺。现今在西昌市区仍有三座清真寺,不过保存情况堪忧。

据说西昌回民的教派是苏菲派。

西昌市区的回民主要从事商贸活动,旧城南街上的清真餐馆向来是各民族聚集之地。以清真食材制作的“粉儿”(即米线)是西昌的名小吃,汤头一般是清炖牛羊肉汤,浇头有清炖羊肉、红烧牛肉、牛杂、羊杂等,花样繁多。还有馓子、牛油油茶等等。回民的商业活动是当地市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昌郊区的回民从事农业生产,邛海湖边的回民还特别擅长蓄养鸭、鹅,制作清真板鸭、清真腊鹅。

旧时安宁河谷的回民自称“撒家”,与彝汉族群关系均较良好。据说河谷回民与山区彝民交往时常常称“撒家聂苏一家人”(聂苏是下凉山地区彝族自称Nesu),山区彝民常与他们玩笑说,“一家人咋不来我家吃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后因大量成渝话的干部和工作人员涌入,西昌方言迅速萎缩,近三十年来情况更为严重。现在西昌市区完全讲西昌话的人已经很少了,大多是带有少量西昌口音的成渝话。而西昌郊区的回民乡则完整地保留了西昌方言,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回民的口语中也夹杂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现在年轻人中已经急剧减少。

7. 白族(白子•拉些)

凉山地区户籍白族约有数千人。主要聚居区位于凉山地区南部靠近金沙江和安宁河下游的地区。

凉山地区的白族分为两种,一种是“白子”,一种是“拉谐”。白子是因战乱(如杜文秀起义)从大理地区一路渡江迁徙而来,来到的时间比较晚,人数也比较少。白子人文教水平比较高,生活生产方式和汉族差别较小。

拉谐人也主要分布在凉山南部。“拉谐”Lhaçe /ɬa55 ɕe33/是彝语称呼,lha是指“(彝族式的)裤装”,çe是şe的音变,义指“汉人”,所以“拉谐”的意思是生活方式类似彝人的汉人。事实上,拉谐人各个家庭内部使用的语言各不相同,有讲汉语的、讲彝语的,据说也有讲拉谐话的(资料缺乏),但他们内部通婚,相互认同。对汉族,拉谐人一般自称 “白彝族”,少量也说“白族”;对彝族,拉谐人一般自称“拉谐”。

划分民族成份时,多半拉谐人都划为彝族,少量划为白族。

拉谐人是云贵高原上族群互动融合的样例,其彝汉兼蓄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复杂的认同观,暗示着南诏大理时代以来云贵高原各类文化的发展与整合。

8. 苗族

凉山地区户籍苗族人口约为1至2万人。主要居住于盐边县、木里县。盐边县有一个苗族乡(红宝)、木里县有两个苗族乡(白雕、固增)。其中的苗族居民又有青、白两个不同的支系。

按当地地方志的记载,盐边、木里两地的苗族是比较晚的时代(晚清)迁入的。迁入时与当地民族发生冲突、和解后逐渐定居下来。

凉山地区的苗族讲苗语西部方言,服饰上与川南苗族差别不大。从地理和居民的分布来看,木里的苗族当是盐边迁入,而盐边的苗族应是从金沙江南岸昆明等地迁入。因此,很可能与昆明禄劝等地的苗族、川南宜宾、滇东北昭通等地的苗族有亲缘关系。

凉山地区的苗族迁入较晚,只能在彝汉藏民族已开发的耕地、牧场之间见缝插针,因此居住点之间比较分散。

9. 布依族

凉山地区户籍布依族人口有数千人。主要居住于宁南县金沙江边的西瑶乡等地。凉山地区的布依族人口主要是嘉靖时期因中央政府镇压南笼起义(1797年)而逃难迁入的。

凉山地区的布依族人口不多,与汉族地区毗邻,与彝族相隔较远。较为隔绝的生存状态保存了较多的原有文化,例如布依糍粑、情歌对唱、原始崇拜、年节祭祀等。

10. 傣族

凉山地区户籍傣族人口有数千人。主要居住于会理县,有一个傣族乡(新安乡)。凉山地区的傣族人口主要是明朝开始因各种原因陆续少量迁入的。

明朝初期,原建昌路平章月鲁帖木儿归顺明朝,因原职,授建昌卫指挥使。但其后不久,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即发动叛乱。月鲁帖木儿世袭建昌地区长官,与周边彝族、西番贵族形成了婚姻和经济利益的网络,叛乱势力很大,又因为建昌卫是川滇要道,必须夺回,因此明朝中央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平叛。朱元璋任命蓝玉为总兵讨伐,但当时蓝玉还在西北地区用兵,因此明朝中央政府要求“云南、贵州、四川三都司从征军司,悉听节制”(《明实录》)。在这一背景下,云南地区的傣族土官也被遣带兵北渡金沙江。其中,现存《萨连安氏宗祠碑》记载景东土知府陶承思曾带兵在今米易一带,而此安氏先祖即是陶土司下属傣族官员。不过这些傣族官员和军士的后代大多逐渐融入河谷地区汉族。

晚清以来,云南地区政治局势急剧变动、战事频仍。一些傣族人口分散北渡金沙江进入凉山地区。这些傣族居民没有形成大的社区,而是与其他民族混居。彝族、汉族都称傣族为“百夷”(彝语Ba’i /ba33 i55/),后来逐渐讹为“夷族”,以致一些汉族人认为傣族移民与“里泼”一样,是彝族支系。

会理新安乡的傣族一直申报自己是汉族或彝族,1980年代再次寻访时发现他们虽然生产生活方式基本汉化,但一些老人讲一种侗台语,又存有“百夷”的记忆,因此划为傣族。不过追述祖先时,他们却说自己的祖先是从江西或南京湖广填四川而来。1983年设新安傣族乡。

11. 其他

凉山地区南部和西部还有一些人口较少群体,自我认知和周边族群认知都倾向于认其为单独族群。这些人群繁多,资料缺乏,甚至分不清是藏缅系还是侗台系的。米易县的亚拉人(约千人)、宁蒗县的堂狼人(约数千人)、华坪县的他留人(约数千人)等。这些人群大多申报或者划分为彝族,但他们一般自认与彝族不同。像堂狼人,认为自己祖先从今昭通一带迁入,而最终是从湖南迁入。堂狼人毛氏甚至认为自己和韶山毛氏是同宗。而亚拉人认为,自己才是米易地区的原住民,汉族和彝族是后来迁入的。亚拉人坚持不与汉族、彝族通婚。

12. 结语

12.1. “乌蛮”、“白蛮”

凉山地区的世居民族,明显地出现了以“黑”、“白”作为自称的情况:彝族的nosu-nesu,纳西(摩梭)的nakhi-na,那木伊的namuyi-namuzɨ,均为“黑者”;尔苏的ersu,普米的premi,白族的“白子”,均为“白者”。与此相对,横断山地区有一种说法,藏族苯教是“白苯”,彝族毕摩教是“黑苯”,纳西东巴教是“花苯”(黑白相间)。

长期以来,对于唐朝史书记载的“乌蛮”、“白蛮”的涵义众说纷纭。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乌蛮的主体是彝族的祖先、白蛮的主体是白族的祖先。但是从新旧《唐书》、《蛮书》、《资治通鉴》等材料来看,乌蛮、白蛮内部,或者说他们自身,分得并不那么清楚,例如蒙舍诏与蒙嶲诏是兄弟之诏,但蒙舍诏的姻亲又多是乌蛮(如独锦蛮);又如,段思平在经理后三朝的乱世后建立大理国,主要的军事力量来自其舅氏的乌蛮三十六部。可以说乌蛮、白蛮在政治经济上是紧密弥合的。从语言文化上来讲,《蛮书》认为“言语音,白蛮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但是,这更像是一个连续分布的汉化程度不同的体现。因而,又有人提出,乌蛮、白蛮是“生蛮”、“熟蛮”之义,但“生”、“熟”是不稳定、随政治局势快速变化的,但乌蛮、白蛮又似相对稳定。

如果参考凉山地区的民族情况,我们似乎可以感到,所谓“乌蛮”、“白蛮”是带有血缘关系的分化为不同族群的彝语支与羌语支人群。退回到到隋唐时期,人口更少,民族分化更模糊,藏缅语人群南下,与侗台语人群的整合才完成不久。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出现了自称黑者、白者自称上的差别,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区分并不明确,是一种融合分裂并行的状况。因此,用今日民族成分回溯乌蛮、白蛮,是不公允的。而且,从上文的介绍来看,各个户籍民族内部的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笼统地用身份证上的民族名称分析乌蛮、白蛮也是不正确的。

12.2. 战乱的影响

凉山地区自被南诏夺取之后,就逐渐形成了彝语支族群与汉族势均力敌瓜分,并与羌语支族群交织的形势。但自元灭大理以来,蒙古人、穆斯林、内地汉族不断涌入,分化融合。近代以来,云贵高原地区战争不断,地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央政府的争夺时断时续,因而造成了各族人口的流动,傈僳、苗、布依、傣等族群的迁入正是战争打乱民族分布,推进民族互动的表现。

凉山地区南部和西部彝汉人口均较其他地区(安宁河谷、凉山腹心地区)稀少,成为零星迁入民族的居所。

12.3. 民族识别的影响

解放后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对民族身份进行区分、认定及肯定,这对西南地区各民族的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以里泼、傈僳、诺苏的关系来看,从语言、文化、风俗上来看,里泼都与傈僳更为接近,他们迁入凉山后与汉族、诺苏的互动也十分雷同。然后,由于里泼被识别为彝族,与诺苏相同,因此,现代的官方和民间活动(如老乡会)中,里泼与诺苏的相互关系更近。而德昌县更把傈僳作为本地风情旅游的主打项目。

又如羌语支的族群,清朝至民国,一直称为“西番”。解放初进行民族识别时,一些当时参加寻访的当地老人(现多已过世)曾明确表示“西番是西番,藏民是藏民,他们相互都不认的”,但是民族识别工作队,还是把尔苏、那木伊等划分为了藏族。现在凉山北缘的甘洛、石棉、汉源等县都据此设立了藏族乡。Youtube上有一段那木伊婚礼的视频(敬请搜索:“Namuyi wedding in Mianning”),非常有意思的是,能唱传统婚礼歌曲的中老年妇女都穿着那木伊传统服装,但是年轻人却穿着起康巴藏袍(其中还能看到男人们普遍用西南官话做交流语言)。如果说那木伊人生活方式受藏文化影响,这些现象都还情有可原。那么,东部尔苏人识别为藏族,至今仍在当地有一定的非议。

按照现代凉山彝语标准翻译,“藏族”翻译为Odzu /o21 dzu21/ ,不得不让人想到尔苏的自称。事实上,Odzu是指尔苏、普米、那木依等一系列西番族群(主要是羌语支)。但是因为西番人中也有不少信藏传佛教的,因此,彝语又用Odzu Lama一词指藏传佛教僧人。后来在民国五族共和的框架下,Odzu一词已经全面用于指藏族(主要还是从宗教上讲)。这反过来又导致民族识别中,西番人被彝语称为Odzu这条证据又支持了尔苏、普米、那木依等一系列西番族群划分为藏族。现代又因为识别为同一民族,加强了西番人对藏族的认识。 如此复杂的互动和认同关系是彝藏走廊民族关系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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