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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西旺秋仁波切简介

已有 686 次阅读2005-3-20 23:06 |个人分类:高僧大德|系统分类:见闻

 

我的生平

                                                                                                                                 益西旺秋 

    我的家乡塔尔兰,在藏语中是"解脱之道"的意思,现属云南省管辖。一般人又称它为玉兰。
    我的父亲叫南觉扎西,母亲叫卓玛拉措。他们共生育了五男四女共九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女孩很小便夭折了。我没有见过她。我生于藏历第十六绕迥土龙年即公元1928年,在九个孩子中,排行最小,因而倍受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疼爱。我生性喜爱干净,一吃不太干净的食物就会患病。
塔尔兰有一位名叫嘉戎益西群培的喇嘛,父母把我带到他的座前,请求他为我赐名。喇嘛便赐给了我益西旺秋这个名字。
    大约五、六岁的时候,我在家里做一些零散的家务活。约七、八岁时,开始跟一位老师学习藏文。由于我们是土司家的奴仆,虔信佛教的父母和家人,为送我到塔尔兰扎美寺当喇嘛,就用钱把我从土司家赎了出来。我因此十分感激我的父母和家人,至今仍难忘他们给予我的恩德。
我的师父是一位性情温和宽厚的老者,学问很深。父母把我托付给了他。但按照家乡的风俗,我一年中只能在夏季随师父学习两个月,其余时间,同其他喇嘛一样,回各自的家参加劳动。在家的时间,一般是上午读书,中午起参加劳动,晚上到师父家听课。我曾放牧过猪、水牛、黄牛、马和骡子,还耕过地,参加过收割,伐运过木头等等。八岁到十四岁这段时间,我就是通过这种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形式,学完了扎美寺念诵的经文,并能熟练地背诵。
    十五岁那年,已成为了土司家商人的大哥带我到了拉萨,并把我送到色拉寺麦扎仓,拜益西格桑为师。我从学习波罗蜜多经入手,但因开始不懂拉萨方言,又不习惯拉萨的生活习俗,所以困难不少,但是我并未因此间断学习正法的课程。师父授予的课文,我尽量用于辩论,这样逐渐提高了我讲拉萨话的能力,特别是讲佛学术语的能力,这样就多少减轻了我的一些压力。
    我在学习般若学的头两个年级里,在班内属低水平的学生,到第三年级,成绩逐渐追上了其他同学,到四五年级时,成了班内的尖子。在学习般若学和中观论时,我把主要经典都背了下来,然后到辩经院内进行辩论,我的辩论常常都很精彩。我把辩论的空隙时间都用于背诵经典,连晚上也背诵,所以在附设班级考试中,获得了背诵第一名的好成绩。
    到拉萨的第四年,即我十九岁时,我的师父离开我们,去闭关修行。从此我开始独自生活。但我更多的时候,想到的仍然是学习,而没有考虑过生计,也没有为经济方面奋斗过,困难的时候连第二天的口粮都成问题,但到了那个时候,又会得到外界的布施。
    学完中观论后,开始进入戒律的学习,在分班之前,要进行分班考试。这一年每天要到辩经院辩经,一天也不能断。扎仓的堪布和执事僧也每天都来监督辩论考试情况。到了藏历四月三日这天,考试名次排定,我考中了第一名。自此,班级也就划定了。
    每年藏历的十一月,各大寺院的喇嘛都要到姜地集会,在那里举行冬季因明学大辩论,我连续七年参加了这个辩论会,头两年在人多的场合参加辩论,感觉比较困难,但从第三年起,情形就有了好转,我基本上领会了大因明学的精神。
    此后,我也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学生,也能为他人讲课了。
    我开始学律学时,感到律学精神比较陌生,仿佛一个人到了陌生的地方,但蒙师父的教诲和自身的努力,使我没有落后于他人。在色拉寺全体僧众举行的辩经大会上,我用两年的时间,终于能在僧众中进行辩论。对于我的辩论,许多学者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也因此得到了格西的学位,进入了拉然巴格西班里。在这个班里,每年要举行阿毗达摩、律学的辩论,我为此竭尽全力学习阿毗达摩和律学。初进拉然巴格西班时,我的水平仍属比较差,但后来逐渐赶了上来,能够解答各种难题,其他拉然巴格西也都开始向我请教。
    公元1958年,达赖喇嘛的学业结束,来到三大寺接受考试,扎仓堪布让我在色拉寺全体僧众大会上进行辩论,参加集会的,除了寺院全体僧众外,还有达赖喇嘛本人及两位雍增(达赖喇嘛的正副经师)、其他很多活佛、格西及噶厦政府的许多官员。我在这个场合提出问题,进行辩论。辩论结束后,达赖喇嘛赐给了我一条哈达。
    次日,两大扎仓一起辩论,辩论会上,我在达赖喇嘛面前接受了波罗蜜多方面的提问,很多大学者纷纷向我提出难题,我一一作了答复。仪式完毕之后,在色拉寺僧众集会上,我又一次进行了辩论。
在寺院学习期间,我多次接受了密宗灌顶和传承,如今回想起那些岁月,心里依旧感到高兴。假如那时没有考上格西,没有得到正法,那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我曾拜过十三位师父,其中最具恩德的当属格西强巴群培。我还接受过十一位上师的灌顶和传承,其中对我自己受益最大的是金刚上师赤江活佛。我在这些大师座前共接受了四百余部四部密续的灌顶和加持。接受了两百余函大藏经《甘珠尔》部的传承,听受了《菩提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论》等诸多清净正法的稀有教授。
    公元1959年,我三十一岁,这一年西藏发生了战乱,我们失去了进入辩经院的机会。三大寺的大多数僧人如同秋天的落叶一般,纷纷离开拉萨,回到了各自的故乡。我也跑了一天的路程,躲避起来。寺内其余的僧人被集中了起来,先要进行政治学习,然后去参加农牧劳动。一部分年轻的僧人被编入机关工作。这时,我住在拉萨城内,还有一点学佛的机会。当然,还得经常参加政治学习和劳动。但我常托病请假。这段时间,我一面继续研习佛法教理,一面专修本尊法。生活上则由阿妈次央供养。又过了两年,拉萨及其他地方都发生了生活困难,但我本人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离开寺院时,连一个饭碗都没带,但情况还是慢慢好转了。1961年,政府宣布延期五年成立合作社,使得人们有了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也有了信教的机会。但从1964年起,政府又开始加大了控制的力度,往各地派了许多工作组,虽然还允许信教,但要翻来覆去地进行调查。我也不得不以几个月的时间参加建筑劳动。
    1966年,小昭寺成立了白玛合作社,我被安排给了放猪的任务。尽管收入很少,但心情还比较舒畅。可惜好景不长,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发生了毁坏、拆除寺院、佛像的现象,佛的身、语、意所依都被挖了出来。金银佛像及其他金银法器都被运往内地。泥塑、木雕佛像都被扔到路边,唐卡和供物被用于做鞋等等,犯下了很多可怕的罪孽。由于那时我是放猪倌,所以很幸运远离了这些破坏活动,至今回想起来,心里仍感到幸运。那时候,佛经和僧装都被红卫兵没收了,屋里空荡荡的,什麽东西都没有,但心情还算愉快。每天晚上,治安人员都要到屋里查看,每天的会议必须参加。这一年的冬天,劳动任务很重,一部分人被派往波密地区。我也被派往那里,参加波密大桥的建造。在那里劳动两个多月后,我们又回到拉萨。这时候我们发现,拉萨很多人象疯子一样,正在从当权派手中夺权。不久,这些人又分成了很多帮派,并开始发生口角,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终于有一天。西藏日报社被军事管制,随后,其他单位也被逐一军管。随着两大帮派实力的壮大,口角演变成了武斗,一开始用铁棍、投石带、刀、矛等相互攻击,到1968年至1969年期间,已发展到动用枪支、大炮、手榴弹等,死伤了很多人。象我这样的人,也都以政治为主的借口经常被召去参加会议,好几个月没有参加劳动。到后来,群众的生活极度困难,不得不重新参加劳动。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照自己原来制定的诵经计划诵经,一刻也没有间断。当然,有时是明里进行,有时是暗中进行。人多的场合里,白天没有机会念经,晚上就在被窝里念。经书、佛珠等那时都已见不到了。到了1969年,各派都联合起来,成立了革委会,并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和我一样的很多人被说成是"还搞不清"的人,单独编组学习,以后又成了劳动改造的对象。在这以前的1964年,也曾搞过类似的阶级清理,共划了九种类型。
    1975年,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并把我的大哥和侄儿、侄女三人带到了拉萨。但六个月后,他们三人被抓了起来,关押在哲蚌寺的甘丹颇章内。刚开始允许每星期见一次,到后来,连一次也不让见。这样整整被关押了半年之后,他们被释放了。76年,大哥去世了,我借此为亡者念了很多经。又过了一个月,我的侄儿、侄女又被抓走,受了很多苦,但好在很快便被释放了,并被派去参加劳动。
    1976年,毛泽东去世了。从第二年起,一些原有的西藏风俗和宗教活动开始恢复,一些文物和旧的历史文献也开始恢复整理。罗布林卡宫内成立了文物管理机关。日布廷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工作。由于离开寺院20多年来,我一直没有进过机关,所以也不希望有什么工作,但一听说是搞文物保护工作,还允许信教,所以心理上开始就发生了变化,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提议。工作伊始,感觉有诸多困难,但由于自身的努力,逐渐地开始熟悉这项工作,一些老干部也开始向我请教。在这期间,我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1982年,我被正式吸收为国家干部,工资定为行政18级。
    翌年,我领到了出国护照,本打算去印度和尼泊尔,但因北京来了五位搞摄影的,于是我就陪同他们去萨迦、日喀则、江孜以及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处进行拍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另一个哥哥从家乡来到拉萨,但遗憾的是,我只陪同了他10天,便又匆匆赶往北京,去编一本唐卡画册,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回到拉萨后,又去了印度的伽耶摩诃菩提,正好赶上那里在举行长寿祈祷法会,讲《入菩萨行论》,于是在那里住了十天。后来色拉寺派人来接我,我便同来接我的15名喇嘛一起,从瓦拉那斯坐火车经过6天6夜的奔波,抵达莫索尔,然后,换乘汽车去色拉寺。到色拉寺时,很多喇嘛前来迎接我,扎仓和康村还设了招待宴,我在那里见到了很多以前在西藏跟我学过法的弟子。在色拉寺呆了一段时间后,我又去了红苏尔,在该地的下密院经堂里为僧众们传了十三尊大威德本尊的灌顶,并为他们讲解了《大威德根本续七品》、《上乐根本续》和《隐义明了》等。而后,又回到色拉寺,在色拉寺度过了藏历木鼠年即1984年的新年。藏历1月8日,又同两名弟子一起,前往达兰萨拉,期间因闹肚子,受了一些苦。15早晨,参加了僧众集会,晚上又观摩了考试情况。从16日起,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聆听了达赖喇嘛讲解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聆听完达赖喇嘛讲授后,我又回到色拉寺,并按着寺院的请求,为僧众讲解般若学和中观论。在讲解过程中,我首先把《现观庄严论》和《金珠注释》结合起来进行讲解,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除了每天给各班轮流上课外,还对个别成绩优异者进行了课外辅导。讲完般若学和中观论后,我去了莫科哲,朝拜了在那里的甘丹、哲蚌二寺。期间同格西图仁一起住在赤江拉章殿,该殿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周到的服务。在哲蚌寺朝拜时,我向该寺捐赠了一些财物。在依怙金刚持大师的灵塔前,我向甘丹寺东扎仓僧众敬献了斋饭,并供养每位僧人五元钱,我本人还行了很多礼拜,念了很多经。在依怙孜美仁波且处请教了《那若六法》等显密正法。此后,又同格西图仁一道返还色拉寺,并向寺院的僧众讲解了《入中论》,对帕邦喀的转世灵童等进行了单独辅导。藏历9月起,我开始为寺院讲解因明学,每天讲两次课。这一年,正逢三大寺的冬季姜地法会轮到色拉寺,所以,因明学的辩经大会盛况空前。辩经会上主要辩论了《释量论》的前两章,所以我也着重讲了这两章。冬季姜地法会结束后,我准备返回拉萨,但寺院和僧众纷纷来挽留我,希望我在印度长期住下来,这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回到拉萨。但回拉萨前,我同格西增巴图登仁钦、格西保布拉当曲桑保等七人一起去印度南部的巴日山、班丹哲蚌宝塔、阿龙拉、阿吉达、德里、舍卫、拘舍那城、瓦拉那斯等圣地朝拜,并在菩提伽耶接受了独勇大威德本尊、观自在菩萨和长寿佛等的灌顶,聆听了《菩提道炬论》、《缘起赞》、《中观根本颂》等的讲授。
    在途经尼泊尔返还拉萨时,我听到不少传闻,但我没听信,仍旧回到了拉萨。藏历12月30日,我回到了罗布林卡院内我的家中,首先见到了有恩于我的一位老阿妈,她见到我后高兴地哭了很久,单位的领导也来看望我,对我的归来表示高兴。
    85年7月,班禅大师来到了拉萨,我在佛协拜见了大师,在座谈会上,班禅大师指示要恢复拉萨的祈愿大法会。8月,班禅大师再次来拉萨时,在佛协座谈会上又一次决定要尽快恢复举行祈愿大法会。藏历12月27日,在政协茶话会上,策墨林活佛动员我参加祈愿大法会的考试,此时,其他格西都从8月份开始做了准备。但我没有细想就同意参加考试。这是59年之后西藏第一次恢复祈愿大法会,所以从国内外来拍摄的人很多。班禅大师亲自莅临法会,其光彩照亮了远近四方。10日正式考试,早晨在辩经院考因明,中午考中观和般若。晚上考律学和阿毗达摩。考场上,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按照惯例,晚上考试时,班禅大师亲自前来监考,大师给我赐了茶叶、护身结、哈达等物,我也向大师敬献了哈达。
    藏历1月7日至16日,大法会正式开始,民众十分重视这一佛门盛事,敬献钱物的人很多。
    16日晚上,宣布了格西学位的考试成绩。我和哲蚌寺洛色林扎仓的梅雅衮却丹增格西同获第一名;色拉寺的哈尔东图登巴格西获得第二名;哲蚌寺果芒扎仓的根登嘉措格西获得第三名;色拉寺罗巴强巴释迦获得第四名:甘丹寺强孜扎仓的洛桑丹增获得第五名。法会奖给了我袈裟、僧裙、上衣、披衣、垫子、帽子、缎子、一包茶、五色氆氇和人民币300元。其他格西也获得了奖品。而后,按排名顺序依次进屋拜见班禅大师,大师给我们赐了茶叶、蕨麻、米饭等礼物。
    法会期间,我个人向每位僧人布施了五元钱,向寺院赠送了一套《甘珠尔》。
    17日早晨,拉萨举行河坝建筑工程,班禅大师亲自参加,并主持了沐浴、开光仪式。同年藏历9月份,自治区召开佛协会议,我被选为副会长。会议结束后,我途经成都、昆明、鸡足山,回了一趟家乡。
    1987年,我参加了在拉萨举行的藏学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中途去甘丹寺讲授了简院哲学、心类学、因明学、般若学、中观论、阿毗达摩、律学等课程。讲完后,回到拉萨继续参加藏学研究会议。
    1988年,我向色拉寺和哲蚌寺全体僧众布施了斋茶、斋饭和钱。
    1987年,三大寺发生了僧人抗议事件,为平息事态,班禅大师亲自来到拉萨,组织了几个工作组,分驻各寺,我被派往色拉寺。
    藏历12月27日,佛协决定我去北京参加班禅大师五十寿典。在庆典上,我向大师献了祈愿长久住世的曼荼罗。庆典结束后,我本打算去各地参观,不料拉萨祈愿法会期间又有事件发生,我不得不立即返回拉萨。藏历元月8日我同帕巴拉一起赴甘丹寺,说服僧众参加祈愿大法会。本来,祈愿大法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但元月17日举行迎请弥勒菩萨圣像的仪式时,僧人们举行示威游行,导致武力冲突,有很多人死伤或被捕。
    同年3月,我去内地参观,朝拜了一些佛教圣地。藏历6月份,又赴日本进行了访问。
    1989年元月18日,班禅大师在扎什伦布寺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灵塔的落成典礼。我也参加了这一庆典。我还去萨迦向每位僧人布施了一元钱。
    同年2月15日即藏历12月21日,班禅大师圆寂,听到这一消息,我内心难过异常,我同其他佛教界人士一道参加了大师的追悼会。也就是这一年的冬天,我应邀前往大师生前创办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任教,主讲《入菩萨行论》,并传了一些本尊灌顶,口授了一些法的传承。课程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拉萨。
    1990年,我去了山南地区的一些寺院讲经,传灌顶及口授传承。我还连续几年每年都去贡布拉日寺和贡嘎夏珠林寺讲经、传法。90年这一年,我还到了彩曲修行寺、孜当阿乔寺、甘丹曲科孜寺、阿里扎仓寺、沃卡曲龙寺、桑林寺、仁青岗寺、沃卡电厂、塔保嘎珠林寺、邦仁曲登寺、贡布日卡寺、江达拉日寺、扎西曲林寺和康区的木里寺、云南的塔尔兰寺、北京的佛学院以及天津、成都、广州等地讲经。
    1992年,我第二次赴印度,在色拉寺麦扎仓住了一年,主讲了《菩提道次第论》,并在甘丹寺嘎儿扎仓讲授了《入菩萨行论》,同时在两地传了一些灌顶和传承。途经尼泊尔期间,在压囊寺、培杰林寺、夏嘎尔宝塔、曲桑寺等处也应邀讲了经、传了灌顶和传承,还向每位僧人供养了10元钱。
    1994年,应旅居意大利的岗坚仁波且创办的医药中心的邀请,经北京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瑞士、德国、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国讲经传法。藏历新年时,同岗坚仁波且一道回到尼泊尔。不久,岗坚仁波且赴印度领奖,我返回了拉萨。
    1995年,整个夏季我在拉萨地区讲经,冬季赴成都治病。
    1996年,应邀赴康区木里寺讲《菩提道次第广论》、传授大威德金刚十三尊等本尊灌顶。直到97年2月才回到拉萨。
    97年回拉萨后,应色拉寺僧众请求,开始讲解《辩了义不了义论》,并传授了白上乐、白文殊等本尊灌顶。5月,应康区僧众请求,为他们传了比丘戒,并口传、讲授了《密宗道次第广论》及《大威德金刚十三尊生圆次第讲解》(部分)。6月间接受山南地区寺庙的邀请,前去传授了密集金刚、无上部绿度母和六分相应广轨讲解等显密教法。7月间应汉地僧众的请求,为他们传授了上乐金刚、那若空行母的灌顶。
    我曾自己编写或帮助他人编译了不少作品。如1984年,应印度色拉寺麦扎仓的要求,编著了《因明学庄严》,连同四章概要及其辨析,共约100万字,此书现已成为印度三大寺僧众的教科书。我编著的另一本书《简院哲学》,也已列为教科书名单,此外,我还编写过《古印度佛教四流派源流》、《色拉寺麦扎仓教法传承源流》、《印藏佛教源流》等书籍。在《西藏佛教》等刊物上发表过《因明学、中观论、般若学、阿毗达摩方面的名字解释》等文章。我还编写了《吐蕃王朝历史名词解释》、《师长、善士长久住世及速疾转世祈请文》、《供物、灌顶法器介绍》、《念诵集》、《中观要义》、《道歌集》、《吐蕃王朝史》、《诗歌举要》等书籍或文章。还有大量备课记录和录音带,尚待进一步整理。

发表评论 评论 (5 个评论)

回复 xingzhe 2006-3-23 23:13

祈祷益西旺秋上师乘愿再来!

回复 益西卓玛 2006-4-8 09:45
金剛瑜伽母
回复 喜饶嘉措 2006-4-8 12:20
金刚瑜伽母怎么了?
flicker 彩虹炫 | 益西卓嘎 2007-11-1 18:27
顶礼益西旺秋上师!祈祷上师乘愿再来!有愿再相见阿弥陀佛!
flicker 彩虹炫 | 访客p7KWn0 2008-12-31 19:48
也没张照片给大家看,博主想得真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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