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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在朵什寺对周围群众讲话

热度 2已有 5441 次阅读2016-9-23 00:15 |个人分类:佛教与现代社会|系统分类:信仰| 朵什寺, 旅游经济, , 和睦

中秋在朵什寺对周围群众讲话


  多识仁波切


2016年中秋,甘肃天祝朵什寺)

 

今天,我们的亲戚、朋友还有帮助朵什寺修建的人,以及我们村里的老年人代表,像李大爷90多岁了都来了,还有几个老汉临时有事没有请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到1978年,我在这个生产队里劳动改造。1978年落实政策后我就回到县上去了。现在,离开家乡已经38年了,回来第一次和大家团圆,过中秋节。

我们那时候一起劳动的人大部分不在了,现在剩下的不多了。今年回家乡和大家一起过个中秋节,除了自己的亲戚、朋友,还有我的弟子们,以及乡里的乡亲,我们都是一家人。现在讲地球村,何况我们是一个队,一个大队,更加不用说就是一家人了。我过去在这里劳动的时候,我回忆和老一辈,大家是同甘共苦的,共同劳动的,都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虽然现在老一辈剩的不多了,大多都走了,我希望今天请不到的、见不到的,我希望超度他们!

我们藏传佛教、大乘佛教是一个教育人人向善的道德教育,人们就像亲朋好友一样地生活在一起,我们没有敌人,都是朋友,都是亲人。过去有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斗了、打了、提了意见的那些人怎么对待?我们佛教的理念是,再大的仇恨都不能记、不能报;再小的恩情都要记得,就是要抱着这个原则。

我在文化大革命在队里受斗争,整个公社万人会上武斗我, 1968年那次“12级台风”,这个名词现在青年人也许不知道。12级台风就是斗四类分子的斗争大会,叫“文攻武斗”。那时候,虽然生产队里斗、大队斗、公社万人会上斗,我当时就想得通,没有记恨,记仇,这是当时政策问题,不是哪个人和我有仇恨,我们也没有仇恨。过去没有仇恨,现在也没有仇恨。当时的政策就是那样的,我当时就想得通,白天斗我的人、提了意见的人,晚上我不分别,仍旧去给他们看病。上下石沟附近,我都看过病扎过针。治病医德是最主要的,我没有个人恩仇、个人恩怨,那时大家提意见、斗或者打,那是当时的社会情况是那样的,不怪大家,我当时没有记恨,现在也不记恨。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很苦。第一个是穷困,第二个没有文化,第三个是没有思想。上面说是斗,你就斗;上面说是打,你就打。这个是没有思想的人,这不怪斗人的、打人的那些人。

所以,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和和睦睦。人在世上只能活几十年,应该慈悲、宽容。这次习主席在20国峰会上提倡“宽容”,很多国家都拥护,说这个提法好。过去是斗争,动不动就斗争,现在要和谐、和睦、和气。家庭要和睦、社会要和谐、世界要和平,我们佛教就是讲的这些道理。

当时,关于人心,我举个例子。在阳洼,全公社斗我们两个典型的四类分子,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龙沟的昝家的小伙子,我们两个在万人会上被斗了。斗得时候不要说多惨,那是看不下去的。后来听说我们天堂寺的、别处的亲戚听到了,说我在斗争会上被打死了。但是,我现在活得好好的。当时,打的时候,我的嘴非常干渴。我的二弟、三弟、四弟他们背着我回家的。到路上,三道石峡那个地方,有一个泉水,有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婆子在那挑水。我们到井边准备要一口水喝。我的二弟说,老奶奶,你的勺子借给一下,我们的这个人快不行了,你能不能给口水喝。那个老婆子说:他还喝水,他喝尿去!不给!!说完就把勺子拿走了。我的兄弟只好用手捧着泉水,给我灌了几口。

回来时候一直是兄弟们背着我回来的,因为打得我昏迷不醒,几乎半死不活。回来的路上到大山怀这个地方时,现在在我们朵什寺看花的老宋爷——你站起来大家看一下——那个时候才是个年轻的小伙子,20岁有没有?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他用酒瓶子里拿来了一瓶子白糖水,悄悄给我说,你喝!那瓶子糖水我喝了以后,救了我的命!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

改革开放我恢复了工作以后,我就报答了他的恩;寺院修建的时候,我又给负责修寺院的仁谦说,那个是我的恩人,我的救命恩人,让他来看一看花,或者守一守寺院。他活着是朵什寺的人;死了,我们要抬埋。

虽然只是给了一瓶子糖水,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非常宝贵。所以,我们有恩的不能忘,哪怕小小一点恩情,都不能忘。或大或小的斗了的、提了意见的,这些人我当时都不记仇,我们佛教的理念上也不能记仇。他们做的事,我能理解,他们在那种情况下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能够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我没有仇人,也没有敌人,大家都是我的亲戚朋友、亲人。我一辈子是很坎坷的,从前我经常说,我的一辈子啊,我到天堂也走过,地狱也闯过。

1958年前,我们天祝县,我第一个主张减租减息,第一个相应党的号召,减租减息,朵什寺是全县头一个;第二个,农业合作化我报名。我说,首先我们的朵什寺就要搞合作化。当时在张掖开会的时候,我们以我的名义要求搞合作化,还给毛主席发了电报。第三个,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朵什寺,卖了300担菜籽,换了3000多大洋,捐献了“天祝号”的飞机。抗美援朝,整个人民日报都报道了,“天祝号”的飞机抗美援朝到朝鲜战场去了。

那个时候,上面很看得起我。

第一个,天兰铁路通车的时候,天祝的唯一一个代表,我去参加了,我是代表天祝县去参加的;第二个,我是1956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参加全国大会的优秀教师代表,现在还有当时那个先进事迹的图书资料在。

1956年就是18级的干部,我们县委书记都是2122级,我是厅级待遇。我和甘南的嘉木样一块选上的甘肃省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他现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常委。我为什么没有要呢?1958年以后,我的党籍、公职都没有了,以后恢复时,我再也没有提过。

1956年,毛主席亲自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时候,我们县上只通知我一个人到省上参加会议。我是18级干部,我们县上县委书记、县长都没有资格参加,我去参加了。

1954年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参观团,我去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第一批少数民族参观团,这些都是我很红的时候,在天堂里走的时候。

1957年,两条道路的斗争,反右派,我看了我是教师,政策上少数民族教师不反右。但是,我们一起的很多教师都被打成右派了,好好的一个教师,第二天早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出现了,就斗,就打。老实说,我就不想当教师了,就又回到寺院去了。那种情况我看不惯,回到寺院后我就到拉卜楞寺去学经。

1958年平叛的时候,我在拉卜楞寺时,被以天祝的叛乱分子头子的名义把我从甘南抓了,当时还有三个县长,托县长,李县长、朵县长,一个正县长、两个副县长,我们四个人,还有天祝矿的矿长,我们五个被定为天祝县的叛乱头子,说我是联络参谋长,按他们定下的罪名抓了,抓了以后坐了三年半的监狱。天祝当时抓了很多人,抓了上千的人,回来的只有几十个人,我是回来的其中之一。

回来以后,1962年“兰州会议”中央在兰州开会,兰州会议以后,落实1958年的问题,结果说天祝没有叛乱。天祝的全部以叛乱名义逮捕的、改造的,全部解放了、平反了。但那时候,回来的人很少,我们只有20多人回来了,别的全部死到监狱里了。

1962年恢复工作,我又到天祝师范去,到天祝中学当老师。1965年参加社教工作组下乡。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是以“阶级异己分子的”名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返本地改造的。1966年到1978年共改造了12年,而且戴了莫名其妙的地主分子的帽子。后来落实政策时,我就向中央申诉,我说,我的年龄土改时没有18岁,怎么划成地主分子了?当时地主分子有一个条件,土改的时候,年满18岁,而且是当家的地主子女,才算地主分子。

当时莫名其妙地给我戴上了十多年地主分子的帽子。后来,我申诉调查的时候,到县上翻档案的时候回答说,没有给我戴地主帽子的,可能是公社戴的;下到公社一查,公社也没有文件,公社也没有戴帽子的说法,说是你们县上给戴的;他们互相扯皮。后来大队说,我们是按照公社的指示办的,我们不知道,你们说要按照地主分子对待的。

我说,莫名其妙地,我戴了12年地主分子的帽子。

文化大革命那时候,队里老年人知道,年轻人不知道,生产队里每天出工的时候,男劳动每天记十分工,女劳动记八分工,我们四类分子是七分工,而且天阴下雨都不放假。晚上贫下中农开会,地主、四类分子子女,半夜三更还要劳动,我是在那种情况下过来的。

所以,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社会环境宽松,社会环境好得多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三四十年的发展,非常快。那时候,公社里只有一个电话机,公社邮局只有一个电话机。现在,人人都拿上手机了,可想而知,这个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恢复工作的1980年的时候,我记得,县上县委一台车、政府一台车、公安局一台车,再没有小车。现在几乎人人都坐上小车了,天堂寺农家乐家家户户都有小车了,这个是社会发展了。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过去很吃苦,大家能活到现在的好社会里,都不容易。

我们再说到朵什寺的修建的问题。

上面中央的文件,原来藏区的寺院,都可以恢复,我们天祝有14个寺院,加上连城的寺院那些大概有20个寺院,1958年破坏得没有了。朵什寺1958年到现在,断绝了这个寺院,1958年没有了,几乎是60年间断了。

我当时恢复寺院的时候,一个是朵什乡的群众要求我恢复寺院,现在王金忠、杨家、还有杜家,粗分属于部落的那些人,都要求恢复朵什寺,因为别的地方都先后恢复了寺院,我们朵什乡是最后一个恢复寺院的。

当时我不想恢复,原因是什么呢?寺院要有信仰基础。文化大革命不要说了,就是解放以来,一直宣传把宗教当做一种迷信、封建思想这样对待的。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宗教是什么?佛教是什么?在思想上,很淡泊了,不认识。因此,信仰的人更少了。这个地方原来是藏区,信仰的人很多,家家户户都信仰。解放几十年后,没有信仰了,这是我不愿意恢复寺院的一个理由。

第二个,以前的朵什寺修在寺掌,后来清末同治时候回民反了以后,把原来的寺院烧毁了。后来民国16年修的是窑洞湾的朵什寺。朵什寺在山坡上,以一个寺院的名义,其实只有几个僧人,我小的时候就在那里住着。

我在劳动改造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劳动的时候看中了这块地方,我说将来有一天能恢复寺院的时候,我就必须选择这块地方。我的心中早就有打算,条件不成熟,久久不能恢复。后来他们再三说,有些佛弟子、我的弟子,全国各地都几乎有我的弟子,他们都建议要修这个寺院。最后我接受他们的建议,答应修寺院。

我想修这个寺院的目的,第一个是佛教传承。佛教是一个向善的教育,大家做善事,不要做坏事,就是这样的教育。大家年轻人要孝顺父母,尊重老人,是这些教育。想恢复佛教的教育传承,因为文化大革命把人心都搞坏了,与天斗、与人斗,说是其乐无穷。人好像变成了野兽一样,天天斗、互相斗,家里也互相斗,家里的金总司、红三司造反派,不同的造反派在家里都闹别扭。

儿子斗老子的事情也有。我们县上的昝书记,昝书记的儿子是一校的红卫兵的头头。有一天昝书记在群众大会上被斗了,回来家里。他刚坐下吃饭的时候,他的儿子领着一帮红卫兵来到他的院子,喊了几声口号后,他的儿子亲自把父亲从炕上拽下来,说,你还吃饭?!你交代问题!走资派!坏分子!!就这样说。昝书记去就给学生低头认罪,大家都提意见斗争。斗完以后昝书记当时说,我永远不认这个儿子了。后来,平反了,昝书记还是书记,但是这个儿子没有脸回家了,他至死没有认这个儿子,这就是把社会搞乱了。现在社会上,打架的、杀人的、放火的,为什么这样乱呢?根子在文化大革命。

我们恢复寺院,就是把人心转向善的方面。人、家庭、村子、社会都不容易,应该和睦相处、和谐相处。人又不是野兽,经常斗来斗去的有什么意思?!

这是寺院恢复的一个意思,恢复善的教育、恢复大家的信仰。中国人最可怕的就是没有信仰,外国人评价中国人,说最可怕的是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是没有信誉,你说话人家不相信。

我到深圳去的时候,有个深圳老板找我想皈依,做我的弟子。我说,你怎么想皈依佛教呢?他说,我老实给您说,我在美国有公司,在外面经商的时候,没有信仰的人就做不成商业,人家不相信。所以,必须有信仰。信仰基督教也好,信仰佛教也好,只要有信仰,人家对方就承认、相信。这样的环境下,很多人为了经商,信仰佛教的也很多。

现在,我们落后的地区不知道,国际上来说,外国人信仰佛教的比中国人多,大城市信仰佛教的人比农村多,高级知识分子、科学家、记者、演员,还有村里的,文化人信仰比没有文化的人多……这是总的趋势。大家有文化,认识了佛教是好的、坏的,是不是迷信,他有了认识就信仰了。

我们家乡很穷,大家都很困难。那年我带来了一个上海同济大学的教授,看完后他说,你们的村庄怎么那么落后、那么穷?!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看房子就知道,家家户户门口堆的是粪堆、厕所,一看就落后,贫穷。

天堂寺原来有18个活佛,后来就剩下秦赛义和我,我们两个活佛。秦赛义年纪大了,历史的责任落到我肩上了。我就从1996年开始恢复天堂寺,修了几个经堂、修了宗喀巴大佛。那时候,寺院很困难,天堂寺的院子都变成农村了。后来班禅大师来,我就给他报告情况。1981年恢复寺院以来,没有人管。农村都在寺院里混合着住。这个问题我请求班禅大师向省上反应一下,班禅大师给我说,他给省上说了。但是,省上一直没有人管,后来给卢克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副书记,他以前是天祝的县委副书记——给他说了,我说天堂寺恢复你要帮助一下。那次他来天堂寺,他把武威的地委书记、天祝县委书记李俊叫到天堂寺现场办公。当时有几家回民以及供销社不搬,后来陆克俭下了死命令,如果限期不搬的话,可以开着推土机把它推掉。这样一下就搬走了。搬走了以后,我就慢慢搞旅游业。

当时,天堂村也是反对恢复天堂寺。别的藏区恢复寺院,藏民把多年积攒的钱都捐给寺院了,拉卜楞寺大经堂修建的时候,青海河南蒙旗的一个牧民,驮着一垛子的现金,捐给了修经堂。再说,修建寺院,大家劳动不需要招小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修寺院。但是我们地方变成什么样子了?!恰恰相反,一不愿意挪,挪走了以后也不支持修寺院,而且霸占土地。天堂寺恢复的时候,石头、沙子都是从农民手里买。天堂村的人卖沙子、卖石头、卖土,就那么挣钱。后来寺院修起来了,逐步发展了旅游业,周围的人都搞起了农家乐,我们石沟村的白老师等人都去看了吧?仁谦找了这里的几个代表去看了一下。现在四、五十户寺院周围的群众搞农家乐都富裕起来了,一年二、三十万收入,家家户户都买起了小汽车。天堂村是天祝最富的。靠什么?靠的就是旅游业,靠寺院,他们富裕起来了。现在他们认识到了,有的人说,哦,这是靠天堂寺我们才挣的钱!

我这里修寺院,并不是为了寺院,还是为了周围的群众,为了地方的经济发展,为了周围的群众脱贫致富,这是修寺院的一个目的。现在还看不见远景,寺院虽然修起来了,新寺院嘛,再过十年八年,大家回过头来看就知道了。

我那天回来以后看了,确实像大家说的,天祝县境内,除了天堂寺以外,天祝县境内十几所寺院中,最好的寺院就是朵什寺了。有的人评价是皇家寺院、皇寺的规格。

皇寺一样的寺院修起来了,怎么维护寺院、发展寺院,这个就是下一步的打算。我给县上领导也说了,我们周围将来应该搞成一个旅游区。天祝县的王县长今天来了说,可以考虑,这里是将来天祝第一个考虑的旅游景点。

我这来的人很多都是国外旅游过的人,他们有人评价说谢家滩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像瑞士一样,风景很好,自然环境很好,没有破坏。我就准备按他们的想法,把这里搞成一个小瑞士。

首先大家能够有饭吃,再不要跑到外面低三下四地去打工了。我想的是这个问题,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打算。为了发展旅游业,为了地方上脱贫致富,把旅游经济搞好。现在国内外都是旅游经济第一,农业经济、牧业经济都不行,勉强糊口可以,发家致富是没有希望的。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干农活了,地没有人种了,老年人想种地但力不从心了,老了,年纪大了。年轻人跑到外面打工去了,地没人种了,这样的话,我们天祝县这样的农牧区,农牧经济没有希望,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发展旅游业。旅游业发展起来大家都可以搞农家乐、经商,各种经济活动都可以有了。

所以,我想的下一步的计划很大,详细的细节今天就不说了。

第一个,今天请大家来的意思,是说明朵什寺修建过程当中,我的侄儿仁谦吃了苦、挨了骂、吃苦受累了。那天我回来以后一看经堂,我自己都觉得震撼!这几年仁谦把这么大的寺院、这么豪华的寺院都修起来了,这个多么不容易!

第二,靠地方上的乡亲们帮忙、支持,寺院才能搞起来的。我特此表示感谢,感谢修建朵什寺的过程中帮忙的、出力的、策划的这些人,都有功劳。你们今生的事情办了,办得好;死了以后的事情也办了,修寺院功德无量!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看了一下,好人始终是好。文化大革命不提意见、不斗人的那些人,始终是好人。韩天德的父亲,还有前面来的李老汉等,有那么几个人,在那么样的大风大浪当中,会上不提一个意见、不斗人。这些人你看,儿子们多,都起来了。活着的人也活到90多岁了,这个就是现验现报的,我们亲眼看到的。干坏事的人什么下场,干好事的人什么下场,这个一目了然,这个就是现实的教育。

今天亲戚们都来了,地方上的朋友们、同事们、乡亲们都来了,我希望大家,一块吃一个团圆饭。今后我就要交代什么事情呢?把这个寺院当做大家的寺院,朵什寺就是你们的寺院,不是我一个人的寺院,也不是张家的寺院,是大家的寺院,天祝人民的寺院,朵什人民的寺院。大家就要爱护这个寺院,保护这个寺院,建设这个寺院。建设寺院、保护寺院就是建设、保护自己的幸福家乡、幸福的生活。

我刚才说了嘛,旅游业能发展起来,以后就不是现在的生活水平了,大家都会有钱花,有好的房子住,有车坐,那时候应该想到,我们的幸福得来不易。

大家要互相团结,亲戚也好、朋友也好,大家都是地方上的人,都要户帮户、人帮人,这个就是佛教的理念。并不是说,烧香、叩头、点灯就叫作做佛事了,实际上佛教的理念不是这样的。帮助群众、帮助别人、干好事,这是最大的善。今后要知道这个道理,不是要天天到寺院里烧香、叩头,不是这个意思。

孝顺老人,这就是善;对朋友忠实,对兄弟团结,这就是善;建立诚信,不要骗人、不要说假话,老老实实的,这就是善。你看很多人,我们城市住的人就知道,食物不安全、蔬菜不安全,这是农村搞的。南方的一些农村自己吃的一小块没有农药的,往外卖的都是打了农药的。只知道保护自己,没有别人的观念。给鸡打的都是激素,几周就长成为几斤的鸡了,猪肉、鸡肉甚至面粉里掺石灰、漂白粉,面都让人不敢吃了。我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农民需要提高道德素质。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神佛就会保护。你尽做坏事,佛也保佑不了你,大家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要一心向善。佛教的定义是四句话,第一句话是诸恶莫作,就是不要干坏事;第二句是诸善奉行,就是说,多干好事;第三句话是自净其意,我们的心要放善良,心中那些不干净的垃圾都要清除掉。这个就是佛教。

现在,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的人信仰佛教呢?因为佛教的理念就是对人类有好处,对未来社会有好处,并不是佛教是迷信啊那样的说法。

希望大家今天快快乐乐地吃顿团圆饭,我们也没有机会经常见面。你在我不在,亲戚们都碰不到一块,现在来之不易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借此机会理解修寺的动机、目的,大家能够团结一心,搞好我们以朵什寺为中心的旅游业,大家把地方经济发展好,娃娃们学习文化,尽可能上学。我们寺院搞得好了以后,我们有个慈善基金会,我们想办孤儿院、养老院,资助学生上学,资助病人看病,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今天乱七八糟的就说这些。

(录音整理  殷军)

发表评论 评论 (5 个评论)

回复 iamhere 2016-9-23 10:18
很感动!
回复 pari 2016-9-24 07:44
1958年,天祝当时抓了上千人,只有20多人回来了,别的全部死到监狱里了。
回来的20多个人中,有我的外祖父,舅舅,姨父,因为他们以前与周围地区有接触,知道外部情况,虽然受难,但是,他们想得开。那些与他们在一起的来自甘南等地的同胞,之前生活在封闭社会,一下子落到这个地步,想不开,再是饮食水土不服,绝大部分人都身留戈壁,永远见不到他们的家乡和亲人。
回复 pari 2016-9-24 07:50
我姑父,1958年时,担任天祝县新华书店经理,是直接从单位办公室抓走的,从此消失,尸骨无存。根本就没有得到过他的一点消息。我姑父是我姨父的哥哥,是个美男子,有文化,人非常好。
回复 pari 2016-9-24 08:01
甘肃省,武威,天祝,各级主管,并没有落实各项民族政策。不只是1958,1959,1966年,应该从1950年开始反省,彻底调查,一件一件落实。这样才能得到民心,才叫为民服务。受难家庭是一项。还有环境破坏,冒充图伯特考学,参军,招工等等等等问题。
回复 pari 2016-9-25 23:26
1962年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的北京会议结束之后,再是1962年的“兰州会议”。到北京开会的天祝县代表是我的父亲。天祝平反阶段,我曾去看望我的表姐吴丹玛(西北民院教师。当时她是在校学生),看到一些东西,她说是退赔的。其中有些绸缎,非常漂亮。因为整个图伯特的情势一样,更不用说北京了。真正的平反赔偿,根本就没有做到。如果现在一户一户地调查落实,完全可以做到。做到了,才叫民族团结,为民谋利。我的许多亲戚家,被没收的连一寸地,一根筷子,一枚针都没有剩下。北京,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当局,是你们应该考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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