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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在中亚-吐蕃与拜占庭等同时期其他帝国的比较

已有 58 次阅读2019-7-10 10:12 |系统分类:文化| 吐蕃, 中亚

吐蕃在中亚-吐蕃与拜占庭等同时期其他帝国的比较

❖作者: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系教授。

❖来源:摘编自《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一书之结论。

❖译者:付建河

❖“新清史”专栏编辑:蔡伟杰,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系博士候选人。

▲白桂思教授

吐蕃与中世纪早期欧亚大陆


中世纪早期的吐蕃王朝与西欧相距遥远。后者当时在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统治之下。没有迹象表明二者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然而,奇特的命运转折把中古早期吐蕃和欧洲的历史纠缠在一起。正如法兰克帝国一样,吐蕃帝国一般被认为没有什么高度的文化。而当时其他某些欧亚国家被想当然地认为文化发达。如果这两个帝国还有什么骄人的成就(直至公元800年)那就是在政治上统一了辽阔的区域,而这正被认为是基于“野蛮”的军事征服的硕果这种观点,经由比利时历史学者亨利•皮朗的理论化发展,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欧洲历史学传统之中。在本世纪,此观点得到政治宣传的有力支持。这种宣传把1950年代汉族大规模进入藏区之前的西藏社会制度继续描述为“封建”或“中世纪”的。因此,合乎逻辑地延伸,中古早期吐蕃自然被认为是“原始的",或至少与所宣传的同期西欧一样落后。但是,很有必要来寻求一种解释以驱散当今弥漫于中世纪早期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迷雾。甚至有可能的话,弄清是什么、又为什么使中古早期欧亚大陆上的几大政权拥有共同性?我们如何才能证明:抛弃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关于西欧历史上一个可能最关键阶段的陈旧观念是正当的?


很早以来人们就注意到,东、西方古典时代几乎处于同一时期,并且在很多方面具有可比性。不仅如此,二者都是在民族大迁移时代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结束的。因此应该从一个相似的视角来观察紧随其后的历史时期。这样来看,在七世纪初,欧亚大陆分割为几个大帝国,它们都在九世纪中期政治瓦解——或者,像拜占庭帝国那样,历经革命性变化。大约两百年的这一段时期就是本书所称的中世纪早期。


在中世纪早期扩展至整个欧亚大陆(及邻近地区,比如北非)的人类网络,建立在一个复杂的商路体系之上。这个网络因此产生一个带有许多共通特征的文明。到六世纪中期,国际贸易有了显著增加,这毫无疑问地是建立在自古典时代后期就已经开通的商路之上的。不仅如此,也许自古典时代以来出现的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是这一时期许多新商路得以开辟的幕后推手。然而,自七世纪中期至九世纪中期所发生的重大变革更有可能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


在六世纪中叶,作为欧亚大陆晴雨表的大草原预兆着未来。一个自称“突厥人”的民族起义,推翻了柔然可汗的昏暗统治。柔然被认为是阿瓦尔人,或至少是与其相关的蒙古系民族,曾经控制东部大草原将近一百年。突厥人以令人震惧的摧枯拉朽之势,在整个内亚驱逐其前主人四散逃命的残部一事实上远至中国、波斯和希腊—罗马世界的边界。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里,突厥建立起自己的广阔帝国,囊括了几乎整个欧亚大草原,直逼所有旧世界伟大文明的边境,包括中央亚洲城市国家和印度。这些突厥人把商业当成头等重要的事情。


仅有的历史记载不能提供更为明确的信息以说明突厥人扩张的显著影响。但是毫无疑问,它直接刺激了国际贸易的增长。尽管希腊和汉语文献自始就表明突厥人热衷商业,但是现代历史学家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中世纪编年史家们认识到,突厥与波斯人开通关系的目的是更多地参与丝绸之路贸易,他们想从中分享更多利益。


突厥人对商业的高度关注并不意味着他们控制了它。他们只是其主顾之一。中世纪早期绝大多数的国际贸易掌控在其他民族之手。一般而言,既非希腊人、中国人,也不是像欧洲中世纪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法兰克人。直接的洲际贸易几乎全部被两三个大的商业民族所垄断:犹太人、北欧人和粟特人。这些民族的商业机密秘不示人,因此很难轻易得到有关洲际贸易的直接信息。不过已有足够的知识使学者得以勾勒一副基本精确的商贸图画。爱德华•谢弗的《撒马尔干的金桃》、盖•李•斯特拉吉的《东部哈里发的土地》和阿基博尔德•刘易斯的《北海》等都对中世纪早期中国、中央亚洲和西方令人着迷的商业生活有零星但精彩的描述。


从丝绸、调料、香料、武器材料、马和其他产品交易中产生的利润不仅刺激了帝国主义,也促进了当地工业和贸易的发展。作为交易场所的城市培育了商业,而伴随商贸的发展,城市文化,也就是读写和“文明”得到扩展。到七世纪末,几乎所有定居的欧亚人都能够读书写字。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阅读,但是每一个国家都采用了某种书写体系:那些需要读和写的人因此得以读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法兰克西欧文明衰落的最通常的证据之一,就是在墨洛温和早期加洛林王朝用一种俗体书写拉丁文。然而,他们所写的完全是那个时代的现代书面语,而与之配套的语言不久以后就成为古法语。与中古早期法兰克人目不识丁的臆说相仿佛,中古早期书面藏语常常被称为“前古典藏文”,而不是没有偏见的、意义更显明的概念“古藏文”。相反,有一个虽然未经证实但广为接受的说法;同一时期穆斯林世界的大多数居民读写水平很高。那些盛行一时、学术派头十足的观点实在是刚愎自用,它们认为:一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事项只是其文学成就。


在下文中,我们将从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来检验几个早期中古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论题,目的是要用事实说明那个时代国际之间息息相关的联系已经不可或缺——特别是,西欧和吐蕃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之密不可分。

《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书影


智识和文学活动


查理曼统治时期(768—814)开始的一场文学运动刺激了拉丁文学遗产向法兰克王国的传播。这场文学复兴在850年前后达到顶峰,并持续到该世纪末。这场运动的成果不仅在于奠定了随后中古欧洲文学的大部分基础,而且保存了大量古典拉丁文学,使其传流至今。


与查理曼同时代的大食领袖哈伦•赖世德,也是其盟友,同样栽培出文学奇葩,唯一不同是其中包括大量翻译为阿拉伯文的作品。起初,翻译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叙利亚文(一种与阿拉伯语亲缘很近的方言)作品,还有一些梵文著作。


与哈伦和查理曼同时并与其为敌的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是一位佛教徒,在他统治下也开启了一场伟大的文学运动。大童的梵文作品(也有一些中央亚洲文本和汉文文本)融入吐蕃文化。一经译成藏语,这些著作构成藏传佛教文明的基础。截止到840年,法兰克人、阿拉伯人和吐蕃人围绕着相似的效用和目标都开始一场智识运动。就学术研究的水平和范围而言,他们之间,他们与中古早期希腊人和中国人之间已经粗略相当。




建筑




人们通常认为,与辉煌灿烂的阿拔斯首都巴格达相比,大约兴建于同一时期的,查理曼与其子虔诚者路易治下的法兰克首都亚琛是无足轻重的。尽管吐蕃首都逻娑的中古早期形制并不为人所知,但它同样被贬得一无是处。看来更广为人接受的观点是,因为哈里发国家,更为甚者,唐朝中国拥有更多人口(因此其城市规模也更大),他们因此就应该比西欧和吐蕃更加先进。加洛林建筑遗存中最著名的代表,竣工于798年左右的亚琛宫殿小教堂不失漂亮,但与古典后期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或者哈伦赖世德时期巴格达的美妙建筑相比,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可以推想,建于同一时期、位于吐蕃帝国境内札玛地方的桑耶寺同样被小瞧了。)

▲阿拔斯首都巴格达


技术



自从林恩•怀特的《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革》一书出版以来,中世纪学家已经认识到八、九世纪间西欧在技术领域有迅猛进步。就目前所知,大食在当时还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技术成就,但看来他们至少已经与拜占庭希腊达到同等水平,后者可能与唐朝中国水平相当。尽管怀特的一篇文章中有所介绍,吐蕃在这一时期取得的辉煌高超的技术成就几乎仍然不为人所知。除了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吐蕃令人着迷的黄金制品和其他手工艺名目,阿拉伯和汉语文献中尤其赞赏吐蕃鎧甲的高超工艺。据说其如此精良,坚不可穿。对公元840年前的两个世纪内欧亚大陆上这两个年轻帝国的工艺水平和质量说三道四,是几乎没有任何坚实依据的。


经济



皮朗认为中世纪西欧已经倒退至原始的农业自给自足经济,很少使用货币。他的这一关键主张已经不断地被证明是错误的。奇怪的是,许多中世纪学家对此理论仍深信不疑,并努力深入推进之。其具体观点之一是:八世纪停止铸造金币和国家丧失对铸币的垄断权(而伊斯兰哈里发被想当然地认为保有这二者)毫不含混地证明西欧经济比东方更加衰退。这一点直到现在仍然被奉为圭泉,殊为怪事。作为这一理论的延续,欧洲封建主义的兴起被认为是商业生活衰败的结果。现今只有极少数中世纪学家会坚持认为当时的西欧没有出现经济衰退。


但是,不仅没有废止铸币,加洛林王朝还特别热衷于此。他们所铸造的巨社新式银丹尼尔一改西方铸币旧貌.并且成为日后整个西北欧铸币的范式。实际上,早在七世纪,银子就已经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尽管中国中原和藏区在现代以前几乎从没有铸造过金银币,在中世纪早期他们在商业中广泛使用形制固定的银块。


另一方面,拜占庭帝国饱受宗教冲突、内战和大量领土丧失之害,在那时远没有许多历史学家想象中的经济实力。实际上,中古早期拜占庭经济状况的特征是严重萧条。中古早期的希腊,而不是法兰克地区才应该列入经济衰退之列。法兰克政府不能彻底禁绝广泛的私铸和伪造货币的事实只能显示出一点:正如同期的唐朝中国一样,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比增加铸币发行的速度更快。虽然在法兰克王国实物支付是十有八九的事情,但更为人所知的是在伊斯兰。和唐帝国这种现象也极其普遍一就其由政府明文规定这一点而言。因此,从使用货币广度的方面来说,中古早期西欧经济一点也不落伍于它那个时代。

▲皮朗


皮朗及其学派的其他历史学家对中世纪早期西欧经济所作的诸多推论中问题最大的是:那时的国际贸易虽不能说完全不副实用,但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与经济发展无关的奢侈品,诸如奴隶、盔甲武器、丝绸和其他昂贵的纺织品以及调味品和香料等等。换言之,他们认为,主要的交易内容是那些单价高数批少而不是价低量大的商品,比如小麦或木材。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这种贸易对当地经济发展所起的刺激作用甚微。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题。任何商业的相对重要性必须通过其总价值来断定,应由货币流通,而不是用一些道德观念来衡量。广而言之,皮朗关于西方中古文明起源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政治活动





有一种情况经常被用来证明中世纪早期欧洲的落后:有些省份经常性地叛乱而持续牵动统治者神经,以致中央政府在其他地区也不能有效地维持其权威。事实上,绝大多数其他中古早期的统治者一吐蕃、突厥、拜占庭希腊,也包括中国君主都要去做同样的事情,尤其是在他们精力旺盛而权力尚未巩固的阶段。


与此前此后的世纪相比,八世纪中期(尤其是从742年到755年间)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欧亚大陆的每一个帝国几乎都发生成功的政治叛乱。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洛林、阿拔斯、回纥突厥和反唐的叛乱,每一个事件都不折不扣地成为该国历史上的分水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所有这些事件好像都与中央欧亚大陆有密切关系。例如,747年始于木鹿——一个拥有大量粟特人口的中亚商业城市——的阿拔斯革命,它导致其后的哈里发帝国深受中央亚洲的强烈影响。742年起兵反抗阿史那突厥统治的回纥突厥人完全受粟特人控制——就其在763年皈依粟特摩尼教,甚至采用粟特书写体系方面而言。发动了几乎要推翻唐朝——完全改变了唐朝中国的历史——的叛乱,来自内亚的将军安禄山,是由一个粟特商人抚养成人的;可萨突厥在740年代皈依犹太教;犹太人(如伯纳德•巴克拉奇和其他人的有关考察)和北欧—斯拉夫贸易在加洛林王朝中占有重要地位。以上事实本身就反映出这一明显的趋势。只要与中世纪早期其他主要政权众所周知的史实联系起来考察,就使你不得不相信:八世纪中期西欧的政治变革——“加洛林复兴”,绝非偶然。

▲安史之乱后的吐蕃帝国


对穿越中央欧亚大陆的国际商路的重要性也不可过于强调。所有中古早期的伟大政权都与这片广阔的土地毗连接境,并且都深度涉人该地区政治和军事斗争。至于后起诸强权如法兰克、吐蕃和大食,其力量也深深打入这一地区。事实上,在查理曼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看来,皇帝在征服萨克森人。之后最伟大的军事成就是对阿瓦尔人的胜利。他们是一个曾经强大的内亚民族,已经在潘诺尼亚生活了几个世纪。与此类似,哪怕是对有关这一时期阿拉伯语和汉语主要文献(特别是泰伯里和司马光的著作)做一粗略检视,都能揭示出:中央欧亚大陆是大食和中国等外来力量竞相控制的焦点,也是对它们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源头。说中央欧亚大陆是影响中古早期诸大帝国历史的最重要因素,应该没有疑议。


现在看来很清楚的是:皮朗及其追随者,还有许多其他中世纪学家们关于中古早期世界的观点,是基于几个根本的概念性错误之上的。不幸的是,历史编纂中流行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倾向对纠正这些谬误于事无补。中古早期吐蕃和法兰克的历史因此就在这些不健全的史学前提下联系起来。


证据显示,早期中世纪时代,吐蕃帝国和法兰克西欧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包括伊斯兰哈里发和唐朝中国,并且(用皮朗的说法)“聚焦”于中央欧亚大陆。可以推测,以吐蕃和西欧为一方,伊斯兰和中国为另—方的二者之间文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是在大约840年大多数中古早期世界上的中央集权大国最终崩溃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迅速拉开的。立志研究这一课题的后来君子首先应该去除一种“野蛮“欧洲或吐蕃的错觉,同样也应该从对早期阿拉伯哈里发、拜占庭帝国和唐朝中国童话般的幻觉中清醒过来。


(来源:喜马拉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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