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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世宝:最早的“玉门关”——研究史的回顾与批评(下)

已有 104 次阅读2019-7-4 16:25 |系统分类:文化| 玉门关, 研究

谭世宝:最早的“玉门关”——研究史的回顾与批评(下)
 谭世宝 中国历史评论 6月17日

【编者按】最早的玉门关设在何处是历史地理领域一个争讼纷纭的课题,自斯坦因以来,各种论说多达数十种。本文在细致梳理各种观点的基础上,重新解读了史记汉书等古籍有关玉门(关)的原始记载;补正了百多年来有关学者对研究史记述的漏误(尤其是对王国维、斯坦因观点的误漏看法);纠正了流行将“春风不度玉门关”误解为春风不到玉门关的说法;此外还力破流行的两种误说:一是主张最早的玉门关在敦煌以西的小方盘城,二是主张最早最晚的玉门关皆在嘉峪关石关峡。最终认定最早的玉门关应当在西汉及清代的玉门县内,也就是在今玉门市的范围内。全文五万言,考据严谨,力透纸背,洵为大作。

谭世宝,出生于香港,成长于广州,现定居于澳门及珠海。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1987年)、语言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2000年)。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澳门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山东大学。曾任山东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历史宗教文化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孔子儒家文化财富史、中国佛教文化财富史、孙中山历史文献、澳门史、悉昙学与汉字音韵学等。已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多篇,并出版多部学术专著,代表作有:《孙中山文献考》《金石铭刻的氹仔九澳史》《悉昙学与汉字音学新论》《澳门历史文化探真》《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汉唐佛史探真》。


五、四十年代以来诸家对汉至清的历史文献错解刊正


1.首先要纠正最大的错解误论是,向达、夏鼐、比野丈夫以及陈梦家等人,他们硬将《史记》《汉书》所载太初二年的“玉门”曲解为敦煌西北的玉门关。此说显然与前文所论斯坦因第二项证据矛盾而不可成立。毋庸多谈其他,仅指出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如果元封年间已经列亭、障至敦煌以西约80公里的玉门关,那么第二项的证据所说“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就应该改为“敦煌置玉门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以便解释为从敦煌以西的玉门关起至盐水,再设一系列的亭。因此,赵永复虽然没有看到斯氏此文,但是也能较为正确转引《汉书》之证指出:“大宛之役后,置亭障‘敦煌[西]至盐泽’。”同样,最近玉门本地学者魏杰也作了更具体的独立研究论证,也是较为具体正确地指出:


假如最早的玉门关在敦煌西小方盘城一带……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已伐宛,……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就存在如下问题:一是玉门关已在敦煌西的小方盘城一带,敦煌必已建郡,敦煌既然已为郡,就与酒泉郡为平级,为何要在敦煌置酒泉都尉?……二是“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如何理解?一种理解就是敦煌至罗布泊往往有亭障,第二种理解就是敦煌这个地方的酒泉都尉以西到罗布泊往往有亭障,但不论怎样理解都有问题,……公元前107年的亭障已至玉门关,那么6年之后的公元前101年时说“西至盐水往往有亭”的起始地就应是“玉门关”而不能是“敦煌”或“敦煌这个地方的酒泉都尉”,如果此条中的起始地真的是敦煌,那么敦煌至玉门关的90公里(173汉里)亭障就是重复的,这样的重复明显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不可能。


这可以说是暗合斯坦因之说而又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出于玉门市党史办的学者之手笔,虽然其对时间的推定仍不够精准,但已经十分难能可贵。以往具有这样正确见解者实在鲜见,例如,赵评春将上述史文错误转述为“由酒泉列亭障而始置玉门”;刘兴义据《汉书》断其时为元封三年春,但认为在此及之前最古的玉门一直在今酒泉城西北35公里处的石关峡;段新生先误断其为元封四年由酒泉至敦煌西北的玉门关的工程,后又自相矛盾地认为“元鼎或元封中,‘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玉门关当随之而设”;李并成先称玉门关始建于“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际”,“位于敦煌郡龙勒县境”,后又改称其最早位于“嘉峪关市石关峡”,“置关时间约为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或稍后”;潘发俊等也主张该关位于嘉峪关市石关,初置时间为元鼎二年(前115年)初;侯晓星将“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的“至”误引为“于”,而断“当时玉门的规模为亭障”。其实,狭义的“亭、障”是大小不一的两种边防建筑组织,例如,《史记·匈奴列传》的《正义》引“顾胤云:障,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故此,应该标点为“亭、障”。这里的“障”既有学者正确解作“塞上小城”,也有学者以“障”有泛义指称“长城”(其实是指长城的某一部分),来错误否定其与“亭”连用时的狭义。而与“障”相关的“亭”乃边防军人候望所居之岗“亭”,与十里设一亭的最低级行政居民组织不同。而且据《史记》的文意可推断,当时的“玉门”应该是在此之前已经设立的相当于县级的军事关塞城障管辖和治理的地区,此后在原有的酒泉郡、县城往其最西边玉门城障地区“列亭、障”的军事工程,理应是由比县高级的酒泉郡级的军政长官酒泉都尉主管。其方略和目的就是先用“列亭、障”来建立的一系列的军事屯田区,再经过若干年的巩固发展,又设立新的县和郡、国,从而将汉朝的西部疆域一直拓展到今新疆的西域地区。因此,可以推定东晋十六国[凉]阚骃(《十三州志》)所说“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故曰玉门县”,应是在前106—105年之间之事。在此必须澄清一点,就是有学者将此事误解为“罢玉门关”而设县,其实是罢玉门关的军事屯田戍区而在当地建立军民兼治的玉门县,只是将屯田戍区内原本由军事都尉管辖的农民人户都转移为玉门县长管治而已,是“徙其人”而非徙其关,故玉门关并不会因此而废除或迁移。


2.第二个重要工作,就是要纠正诸家对玉门县以西的亭障与郡县的继续建设的史料的纷纭误说。例如,高荣因为认同最早玉门关在敦煌以西之说,又把西汉分时分段修筑令居以西的长城亭障混为一谈,以致提出如下之说:


……三是汉朝自令居以西筑塞工程浩大,前后历时十多年,在修筑时大致分为令居以西至酒泉、酒泉至玉门、敦煌至盐泽和居延泽上塞四个区间。其中的“玉门”无疑应在敦煌境内,惟其如此,下一段亭障才可称为“自敦煌西至盐泽”。如果玉门在石关峡一带,不仅“酒泉至玉门”间距太小,而且会出现玉门至敦煌间巨大的缺口,这是难以置信的。


其实,高荣引证的“下一段亭障才可称为‘自敦煌西至盐泽’”之文,出于《汉书》。窃以为应该以《史记》“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的原始记述为准。据笔者近年的新研究,曾认为其时敦煌尚未设郡,但已经设县。而现在根据“敦煌置酒泉都尉”的时间是在太初四年完成伐宛之后,又过了“年余”的天汉二年(前99年),则可以再作细微的改进推定,敦煌设县应在此后一两年间(前97—前96年)实行。正如上文已经论证的,“玉门”是先有实行军事屯田的玉门关屯田区,然后再将其改为玉门县。这种先建边防要塞的城、障,再将部分城、障建县的过程,是汉武帝向西北开疆拓土的惯例。例如,早在太初三年(前102年)“彊弩都尉路博徳筑居延泽上”的“遮虏障”,此事在别处记作“益发戌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对此《集解》载“如淳曰:立二县以卫边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卫酒泉”。窃以为应是先“置二部都尉以卫酒泉”,而“立二县”是其后两三年间之事。又如比玉门设县稍后的,就是后来属于敦煌郡的效谷县,其前身为渔泽障,肯定是在元封六年(前105年)之后才建县。而方诗铭以《汉书·孙宝传》载哀帝时唐林曾任“敦煌渔泽障”,以及“敦煌简簿书六一”有“永平十八年正月”的“渔泽尉印”的文字,认为“元封六年改渔泽障为效谷之说已不足为信”,并由此认为“元封六年前有渔泽障之说亦殊难令人置信也”。窃以为此说难以成立,因为在原有障塞的地方设置县乃至郡,大多数不会因此而将原有关障塞城拆毁并将主管军官罢免,或将有关军官与其管辖的关障一起迁移别处。汉在酒泉、玉门、渔泽等关障之地设县,皆如此。现知汉武帝曾于元鼎三年冬,应数有大功之楼船将军杨仆之请求,“徙函谷关于新安”,并“以故关为弘农县”。此将著名的函谷关徙关于外县,而以故关辖地另设新名之新县,乃史书特别注明的特例。故不可如李并成那样,视作与玉门关名不变,而在原关管辖的近地设同名之县的情况相同。至于敦煌设郡,则应以《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为准,是迟至后元元年(前88年)才完成的。因为据当今专家考证,司马迁编写《史记》在公元前91年就基本完成了,并且是在“大概过一二年或者三四年,他死了”。故笔者认为《史记》所载“敦煌”之名,充其量都只是县名而非郡名。


按常规,“酒泉都尉”为郡都尉,其原本驻守于酒泉郡城。如今却在并未设县的“敦煌置酒泉都尉”,而且随即进行“西至盐水,往往有亭”的军事工程,显然是要为随后的敦煌设县,然后再设郡作领导指挥。因此,不能按《汉书》之文,理解此次“亭(、障)”的系列工程是由敦煌郡城或县城开始往西建设。同样,元封四年(前107年)或之后一两年间“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的工程,也不应如大多数前人那样解释为到达当时的玉门关城为止,而应理解为到达酒泉都尉管辖的最西边境。正如后来移到敦煌所设的酒泉都尉辖境范围是无限制地向西拓展,故可以是“西至盐水”的一系列“亭(、障)”,则其之前的酒泉都尉的辖境范围也应是无限制地向西拓展,直到西至后来设敦煌县之地的一系列亭、障。据《后汉书》所载:汉朝“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可知太初四年“敦煌置酒泉都尉”,先是要“分县治民,比郡”,亦即要将酒泉郡的玉门县分割出敦煌部分,先作“比郡”亦即相当于郡的管治,以便建设新的郡县。故笔者认为,将本在酒泉的郡都尉移置于敦煌,并在此后建设“西至盐水”的一系列“亭(、障)”,实为后来将大酒泉郡分地于敦煌建郡的筹备工作。前引王国维的《序》所说的“今据斯氏所得木简,则有武帝大[太]始三年玉门都尉护众文书”,应该可以推断出与王氏略为不同的结论,就是由公元前101年至前94年“酒泉玉门都尉”设在敦煌城,其时小方盘城等亭、障、城堡都是其管辖下分关支口,都可以泛称为玉门的关口,这与原本在玉门县城及其附近的城门关口被称为玉门关,并不矛盾。这样,就不存在所谓“玉门至敦煌间巨大的缺口”的“难以置信”问题。


3.第三个重要工作,就是关于西汉初设的玉门县的级别与管辖的东西范围与户、口数目的特殊情况,也是今人没有注意提及,以致误说纷纭,还导致了一些按常规看问题的学者对最早的玉门关址的误判,以及相关的一系列史料的错解。


首先,必须纠正一些地方史志以及今人论著对《太平寰宇记》转引阚骃《十三州志》有关玉门县的一段话的错误增删与误解错点。在此,笔者先对其原文作新标点如下:


玉门县,西二百里,一乡,本汉旧县也,属酒泉郡。《十三州志》云:“玉门县置长,三百里石门周匝山间,裁(才)经二十里,众泉流入延兴。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故曰玉门县。”


以上之文,其意首先说明西汉初设的玉门县城位于肃州城西二百里,原本辖下只有一乡。由此再据《后汉书》所载:“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又东汉“应劭《汉官》曰:‘《前书·百官表》云: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故可以推定初设的玉门县所治的户数也可以少至只有一两百,可见其为当时西边地最为广阔,户口最为稀少的一个县。因此,其下文引《十三州志》为证,说明当时玉门县官是比“令”低级的“长”。前人不解此意,都误将县长的“长[zhǎng]”,解读作长短的“长[cháng]”。故或减其“置”字,并误点其文为“玉门县长三百里……”;或增“汉”字,并误点其文为“玉门县汉置,[也有作“玉门县,汉置,”]长三百里……”;或仅误点作“玉门县置,长三百里。”;“玉门县置长三百里,……”;“玉门县,置长三百里,……”。以上的增减及误点导致很多人的错解,就是将当时西边未有界限的玉门县误解为东西长三百里。


其实原文“三百里石门周匝山间”,是指绵延三百里的金山有石门周匝其间。后句的“裁(才)经二十里,众泉流入延兴”,是指其中一个石门只有二十里长,很多泉水由此“流入延兴”。可见此“石门”位于靠近后来东汉所设的延寿(北周改为延兴)县(位于玉门县城西)。按上引《太平寰宇记》在下文又载:“《十三州志》云:‘延寿县在郡西,金山在其东,至玉石障,是亦汉遮虏障也。”又据《大清一统志》载:“金山,在玉门县赤金所东,《元和志》:在玉门县东六十里,出金。《寰宇记》(引)《十三州志》云:金山在延寿县,有玉石障。”又载:“西几马河[谭按:康熙时地图作“西稽马河”,陶保廉注为“赤金河”之异名。窃以为“西”为番言土语“赤”字的音变,“稽(几)马”乃“金”字的译音回译,“金”字的韵尾-m与前面的声母韵腹分开变成“马”,而前面部分就变成“稽(几)”,其理与“晋”音译为梵语再回译为汉语“支那”相同。此外,陶保廉接着还注明“赤金堡旧名西吉木”。这里的“吉木”和“稽(几)马”一样是“金”译音回译],在玉门县赤金所西。源出所南草地,有数派会流……注于阿拉克池,池周数十里。按《寰宇记》:玉门县,有众泉北流入延兴海[谭按:《寰宇记》原文无“海”字,明清时人改延兴为赤金,多称之为“赤金湖”,其实无“湖”。故可推断清人所加“海”字应为此“湖”或“河”的异称],即此。”又《甘肃通志》载:“延寿废县,在肃州西南,今靖逆卫东南。后汉置,属酒泉郡。”再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载:


金山在玉门县北,靖逆城东九十里。环县东西北三面,绵亘二百余里,其西北境山峡曰赤金峡。赤金湖自县南北流迳峡中,其下流入阿拉克池当山之南麓。


上文的赤金湖显然是漫长的河流。其将玉门县的金山由三百里缩减为二百余里,原因是清代的玉门县范围缩减了。其下文在转引了《元和志》《寰宇记》的有关记载后,加解释说:


按《(大清)一统志》载:金山在赤金所东,又称赤斤山,在赤金所西三十里,似属两山。今以形势求之,山在玉门县北而亘乎东西,盖一山而异名者。自赤金峡折而北,东迳县城,与《寰宇记》所云“玉门县长三百里,石门周匝山间”者相合,是则县名玉门,卫名赤金,皆取义于此。


由此可见,金山其实又称“赤斤(金)山”,“赤斤”又有异写作“齐勤”,“齐”为“赤”的音转,蒙、满语无-m韵尾,所译汉语-m都转为-n,故将“金”转译再回译为汉语就成了“斤”或“勤”。陶保廉在后文解释元朝的“赤斤站”说:“赤斤疑是乾齐之音转”,实误。《甘肃通志》所载洪武年间的“齐勤站”,才是“赤斤站”之音转。又“赤金蒙古”又有“齐勤蒙古”、“赤斤蒙古”的音转异写。这清楚说明:西汉最早的玉门县名取自其境内的“石门”又名“玉石障”。足证《十三州志》所载的延寿县的金山及玉石障,在西汉及清代都是属于玉门县,在今天则属于玉门市,具体就在赤金镇附近的(赤)金山赤金峡。


六、破除最后出现的主流误说曲证


刘兴义、李并成、潘发俊等人所主最早的玉门关在“嘉峪关市石关峡”说,是最后出而在当今占据主流之误说。例如,杨永生以《汉书·西域传》等史籍有关“设[谭案:“设”原文为“列”]四郡,据两关”的笼统之记述为主据,误断这些史籍都主张“西汉玉门关开设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地点在敦煌西北90公里处小方盘城地区”。并且进一步错误地将斯坦因、向达、陈梦家、夏鼐等人都归入认同这种观点的一派。其实,真正主张这种观点的,就是最后之说所列:“2014年国家文物局向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文本,认同玉门关设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设在距敦煌市西北90公里的疏勒河边。”实际上,四郡与两关的开设时间不一,根本无法得出上述结论。而杨氏文章的“摘要”说:“玉门关自西汉王朝‘设四郡,据两关’以来,已有2100多年历史。”似乎赞同此观点。但是,其最后的结论则是采用了前述李并成、潘发俊等人之说,主张最早的玉门关在“嘉峪关市石关峡”。而对其所片面引称李并成主张的时间为元封四年(前107年),潘发俊等主张的时间为元鼎二年(前115年),却未加具体讨论,便抉择最早的玉门关址说:“我倾向于玉门关关址为:嘉峪关市石关峡。”


青年学者周运中,在此次玉门关会议上提交三篇论文,都颇有新意,可谓“后生可畏”,予在大会作点评时已经作了充分肯定。他在其中一文中试图纠正上述主流误说,反对“有学者提出玉石障在今黑山之东的嘉峪关市境内的石关峡”。但是如前所述,因误解而以“汉朝未曾罢玉门关”的事实来否定阚骃《十三州志》的记述。故在后文只能简单地提出如下驳论:


即使玉石障是最早的玉门关,也应该在交通要道,在今铁路、公路经过的地方,在今玉门东站附近,不应在黑山之东。汉代的玉门县城在今赤金镇,就在大路和河流交汇处。从酒泉到敦煌,不需要经过石关峡。


石关峡不是东西大路所经,也不属于延寿县境,阚骃《十三州志》在延寿县下说到玉石障,说明玉石障是延寿县境。


现代有人证明石关峡是汉代玉门关的证据,都不能成立。……


其论虽然较为正确,但是尚欠火候。属于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未能收一剑封喉,切中敌论要害之效。笔者反复研究,发现刘兴义、李并成、潘发俊等人之论的要害处,就在改史曲证。有必要分别纠正如下:


1.刘兴义说,如上表(详见谭世宝:最早的“玉门关”——研究史的回顾与批评(上))所述,首先提出最早的玉门关在嘉峪关的错误假说是劳榦,他率先将《十三州志》“延寿县在郡西,金山在其东,至玉石障”这段话,错解为“即金山在郡西延寿东,相传即在嘉峪关”。刘说乃较早将劳榦此一假说发展为一篇专论,其文说:


石关峡,位于今酒泉城西北35公里处。……《元和志》:“金山在玉门县东六十里,出金。……《寰宇记》引《十三州志》云:“延寿县在酒泉郡西,金山在其东,至玉石障,是亦汉遮虏障也”。……足证今日之石关,即汉之玉石障,是最古老的玉门关。


显而易见,此论之曲证,就是将玉门县东六十里(30公里)的金山,与酒泉城西北35公里的金山混为一谈。同时,也就把靠近延寿(延兴)县城(谭案:刘在下文认为在今骟马城西)的山间长达10公里的石门,说成是只有8公里长的石关峡。由于金山横跨数县,绵延东西三百里,“周匝山间”之石门甚多,不可把今嘉峪关以西的玉门县(延寿县)的金山玉石障,说成就是嘉峪关西北“最近处距关约14公里”的黑山(古称洞庭山)的石关峡。吴礽骧则说石关峡“长约4公里,汉玉石障似位于东隘口”。“峡口东南距”“明嘉峪关城7.5公里”。而清代的权威史志则引载明末清初梁份《西陲今略》(后改名《秦边纪略》)说:“(嘉峪)关西北五十里有石关儿,石硖(峡)天险。硖外有扇(骟)马营,去州[谭按:应以《秦边纪略》所记“州”作“关”为准]一百六十里。”由此可证,石关儿的石峡即石关峡,其位于明嘉峪关西北五十里而非十五里。


此外,刘氏下文还对五代后晋高居诲《使于阗记》作改字之曲证,就是否认“天门关”的存在,硬说该“天”字是“玉”字的古体被后人误抄所致,从而断言高氏所说“天门关”就是“玉门关”亦即石关峡。而出天门关之后“‘又西百里至(出)玉门关’,实即指玉门县,今赤金堡地方”。这样的结果,就是先改一字,使得高氏之文变成出了两个玉门关,而将前一个玉门关曲解为石关峡,后一玉门关,曲解为位于赤金堡地方的玉门县。如此改字兼改义的曲证,极为罕见。因为原文写明由“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可见肃州至金河再至天门关,距离共有一百几十里,与距离肃州70里的石关峡不合。这显然应属于石关峡以西,玉门县东边的一个关口。天门关的存在,不容否定。明代李应魁《肃镇华夷志》、清初梁份《秦边纪略》都曾引述高氏此文,近年编纂的《嘉峪关市志》,也曾引证清末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载“五代有天门关”。


今据较早且多宋元文献的记载,高居诲原名应作平居诲。作高居诲(少数作晦)者,宋唯欧阳修,其余元至清人为多,但姓高与名居诲之义无关,而姓平与名居诲之义可谓珠联璧合。其书名原应为《于阗国行程记》,或作《使於(于)阗行程记》。以“晋高居诲使于阗记”作书名并加书名号为《晋高居诲使于阗记》,见于《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八《疆域》一《古阳关》,其实不伦不类。王国维之《序》引高氏之文为主证,原本并未对此句加书名号,唯今人加新标点之本作“后晋高居诲《使于阗记》”,其实因为欧阳修所记高氏使于阗并作记录的原文说:“居诲记曰:……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王国维以居诲所记之文为西汉及清的玉门关在玉门县的主要证据之一,其实是沿用了清初官修钦定的史志之定说。例如同上书《古阳关》之前的《古玊(玉)门关》也引高氏之文,并加解释说:“是即玉门县,西关距酒泉郡仅二百余里。”又同上书《古阳关》之后的《玉门县治》也在引高氏之文后加按语说:“即故县也,据此则玉门县之东关,亦称玊门关,与敦煌县西之古玉门关无涉。”笔者认为,应以古玉门县之东关为玉门关。例如,清《玉门县志》的《疆域形胜》称:“赤金(镇)”为“东障玉门之屯,西阻金山之硖(峡)。”“玉门(关)”在清代是“玉门东障,出入全省之咽喉;石硖西峙;表里极边之锁钥。”足证清代玉门县城在西汉玉门县城(赤金镇及相连的古玉门关)以西,而金山之硖(即玉石障)更在西汉玉门县城(赤金镇及相连的古玉门关)东六十里。


2.李并成之说,虽然较刘兴义稍早主张此说,但后来的观点却翻来覆去,最后成为此说的最有影响者。原本在其最早的1992年之文,是用一系列史料研究与实地考察,来创立五代宋初玉门关由唐玉门关(双塔堡)东移至今嘉峪关市石关峡之说。在2001年却以同样的史料研究与实地考察,得出反1992年之文的新观点,在2003年又重用1992年文之说。从2005年至2017年再重用2001年文之说。在此择其至今所持之论略评如下:


(1)李氏较早的2001年之文认为《十三州志》所说的汉延寿县治今玉门市清泉乡骟马城,其东之“金山”为今嘉峪关黑山,“因除此山外这里别无他山可考,则‘玉石障’正是今石关峡”。同时也认为《辛卯侍行记》所载“天门关”为“玉门关”之误。其竟然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3早就指出,此处的天门关即玉门关。”李氏其后几年之文虽然持论反复,但至2015年之文又重用2001年之文的上述观点。如此考证实在粗疏武断,因为顾氏原文说:“高居诲使于阗,记自肃州西渡金河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亦即玉门城矣。”可见陶与顾都正确理解了居诲所述之意,是指肃州西二百多里的玉门县城就是玉门关。只是顾氏肯定和补明居诲之说,反而陶氏其实是误认居诲所述为五代时的误说,窃以为于此问题是顾正而陶误。此外,陶氏在前文记载延寿县玉石障俱在嘉峪关西,接着又记天门关“故址盖在关外黑山湖左右大道,旧在黑山下也”。其后文记述其出嘉峪关城西门的具体行程说:“一里道左石碑题‘天下雄关’(原注:嘉庆十四年立),迤西碛阜更多,……三十三里。道北数理长,岭上有大烽墩,其下设黑山湖军塘(原注:……道北高山为黑山)”。《嘉峪关市志》采用此说并作微改说:“唐及五代时,在今嘉峪关北的黑山脚下建有‘天门关’。”这可能是由于今嘉峪关的范围向西扩大了很多,故黑山脚由原来位于关嘉峪关西北三十三里,变成了就在其北。由此可见,此天门关位于清嘉峪关西门以西起码三十三里的黑山下,肯定不是石关儿口。又如前所述,金山横跨数县,绵延东西三百里,李氏竟然以“除此山外这里别无他山可考”为由,舍近求远,将玉石障推到玉门县之外远离骟马城160多里的嘉峪关。此外,要纠正之误还有一点,就是把只有16里长的石关峡,硬说成长20里,以吻合《十三州志》所说长20里的石门。其余之误与上文所评刘兴义基本相同,不赘。


(2)李氏2017年最新之文对《十三州志》有关玉门县的记述虽然有错标误解,但所述“石门周匝”的情形为“被众多的石门(山间峡谷、沟壑)环绕”,较为正确。可惜结论是“这些山地范围似乎并不太大”,“裁(才)经二十里”。这是把其中一个石门的长二十里,取代了当时整个玉门县被被三百里的“众多的石门环绕”的情况。而其下文又有如下自相矛盾之说:


查今赤金镇一带地势……周围山丘环列,山间的确石峡、石门广布。绿洲南部祁连山脉北麓自东向西有白杨河石门、石油河石门……昌马水峡口等;绿洲北部有赤峡、峡台,西部有沙山子红柳峡,正东约70公里又有黑山峡。正可谓“石门周匝”。这些石峡石门除石油河谷与白杨河谷较长外,余皆为山前小沟、小河,一般长10余公里许,故曰“裁经二十里”。石油、白杨二河汇纳沿途诸泉水顺自然地势东北流,又与向东流去的北石河、南石河(疏勒河支流)一同汇入延兴海,即今干海子。陈梦家《玉门关与玉门县》(《考古》1965年9期)将延兴海比定为今赤金堡北13里的赤金湖,误。可见赤金绿洲一带的地理状况与《十三州志》所记颇为吻合,玉门县确应置于这里。


此说较为具体正确论述了“今(实际也是古)赤金镇”的“周围山丘环列……石门广布”的情况。至于陈梦家则是正确引述《辛卯侍行记》之说,并没有误说赤金堡北13里为赤金湖,而是明确说:“赤金湖…。有驿…,驿西南至赤金营堡二十里”。又说:“赤金驿东稍南二十里至赤金堡”,足证其说赤金堡东北20里为赤金湖。如前所述,在玉门等西北的古方言中,湖与河、海(子)时有混用。又由于玉门与延寿、延兴、赤金等在当地是古今同地异名,故古文献方志所记的赤金湖(河)也可称海(子)。陶保廉还给“赤金河”解说:“……西北流经鸦儿河口……红山寺、赤金堡、赤金峡,折东北入阿拉克鄂谟,即花海子也。”其后文又于赤金峡驿说:“(赤金峡)驿东稍南二十里至赤金堡,旧名西吉木……驿东北九十里花海子,康熙时作阿拉克鄂谟,即白海也。后人急呼之变阿拉克三字,为华。”并由此纠正徐松的“华(花)为蒙古语黄也”之误说,指出前人的“译语之难持如此,今土人皆呼花海子”。又据清初史志载:“西几马河在玉门县赤金所西,源出所南草地,有数派会流而北,又折东北,流三百里,注于阿拉克池。”又说:“阿拉克池,池周数十里,按《寰宇记》:玉门县有众泉,北流入延兴海,即此。”可见“赤金河(湖)”的上游在赤金堡、赤金峡的东南,在向西北流经赤金堡、赤金峡之后,再折向东北流九十里才入花海子,也就是李氏所说的“今干海子”。而陶保廉曾明确指出:“《寰宇记》:‘玉门县,有众泉北流入延兴(海)’,盖指是峡也。”在其前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已经指出:“赤金湖自县南北流迳峡中。”可见以流经赤金峡的“赤金湖(河)”指为五代的延兴(海),并无大错。陈梦家并无将陶氏所说的赤金峡的延兴(海)误作九十里之外的干海子。倒是李氏也是没有读清楚陶保廉的原文及陈氏的引文而作误批。窃以为,陶保廉是将亲身的行程见闻与相关的历代史志文献来结合,对从甘州往西至新疆哈密的沿途的古今历史地理情况作了非常详细而基本正确的记述,与斯坦因的考古论著是各有所长,是可以互为补正的。


(3)李氏还引明初陈诚《西域行程记》为证,陈书原文说:“十七日,晴。过嘉峪关,关上一平岗,云即古之玉门关,又云榆关,未详孰是。”显然,陈诚所记为两可存疑之民间传说,其一说是指嘉峪关上的平岗是“古玉门关”,不足为训。而且所说“平岗”位于嘉峪关上,而非关外十多里的石关峡的山岗。李氏也称此岗“即明嘉峪关城楼所在之山岗”,却以其可以远望石关峡为由,而引作此峡口为古玉门关之证,可谓又一曲证。因为清末陶保廉也说“(嘉峪)关北平岗为嘉峪山”,其可能认为,有关嘉峪关北的明城为古玉门关之传说过于无稽,故不予记录置评。


(4)李氏对有关城镇的距离估计如下:“赤金到骟马古城计约35公里”,“由骟马古城经……至嘉峪关石关峡约35公里”,“由石关峡再向东到酒泉城又约35公里”,总共是三天约105公里(210里)。显然,这是脱离历史实际行程的主观估计。因为据陶保廉在清末远较西汉武帝初开酒泉至玉门时的路途交通要好很多的情况下,从酒泉城的“肃州试院启程”,到玉门县城南门,是由初三日至初六日,共行了四天,累计里程为共350里(175公里)。须知,陶氏乘马车走驿道,首日行程只有六十里,原因是沿途多河沟沙滩山坡,其中讨来河与沙河都长达二里。在西汉及五代的路途应该更加崎岖曲折,要花的时间更多。由此可见,李氏在对有关史料误解并对有关城镇的距离作出错误估计的基础上,对西汉最早的玉门关位置的判定难免错误。


3.潘竟虎、潘发俊之说,虽然后发而文多,也有相当误导影响。其所有文章都主张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误说。例如,其2004年之文认为陶保廉、刘兴义等人之说皆误。其结论说:“天门关乃肃州南道天山之门冰沟口,‘又’西百里的玉门关乃‘另’一条路即北道玉石山之门石关。”2006年之文则进一步解释高(平)居诲有关肃州至玉门关的行程说:


后晋高居诲《使于阗记》说:“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金河即讨赖河,沿河向西偏南到达南山冰沟口,这个隘口是进入天山(祁连山)之门,故名天门关;肃州向西偏北是另一条路,可达北山嘉峪石关,这个隘口是进入玉石山(黑山)之门,故名玉门关。


首先,将“又”字解释为“另”,实在有违居诲后文所用于行程道路间之“又”字义,可以说是“断章释‘又’”。因为居诲的书为自灵州经肃州往于阗的定向起讫行程记录,根本没必要介绍肃州有两条路分别去天门关与玉门关。显而易见,该书于两三条路之间的“又”字,都是作路程的连接词。如其下文说:“自仲云界西,始涉碛……又西,渡……又西,至绀州……又行二日至军安州,遂至于阗。”故可以断定居诲是记述其从肃州往西去天门关后,接着又从天门关往西去玉门关。他没有理由先往西南的天门关,再折回北面起码有近二百里的所谓黑山的石关儿口(即其所改称的玉门关)。如果天门关之路只是说而不走的,则其直接从肃州到石关儿口的距离,正如所有史志如《辛卯侍行记》所载,以及潘氏下文所说,只有七十五里,与居诲所记金河以西的百里就有二十五里之差。加上从唐五代至清代的肃州城都没有西门,要从北门出城,绕道向西才能到达金河(后来又名北大河、讨来河),金河本身起码有二里宽,则由肃州渡金河再去天门关的行程,起码有一百二三十里。故前述陶保廉考定天门关在黑山湖军塘,可谓不刊之论。


七、结语


本文杀青之际,予感慨不已。予以往对敦煌等西北史地问题略有一些研究,但从未触及玉门关问题。事缘去年6月中,门人胡孝忠博士转来玉门会议征稿启示,本人当即在互联网略查了玉门关研究的一些资讯,即深感此案问题重大,而玉门本地学者的正确观点因未能作充分证明,在当今学术界长期受到排斥压抑。因此,我们应当参与这一本地学者与各方专家共聚研讨之盛会,以助此一学术公案之公正审结。且会期在紧接我们早已经决定参加的敦煌会议之后,可以一行两得。便向会务组毛遂自荐,获正式邀请才开始收集资料研究撰稿。幸有妻子洪光慧的全力协助,大约花了个把月,就草成万多字之稿,并获会议安排在大会作主题发言,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故此,原拟乘参加玉门市会议之余勇,再花个把月,就完成此文,将有关问题完全了结。结果由去年9月初动笔,至今年1月中(期间家有杂事分心,又于10月末至11月约花了个把月时间撰文参加了内地及澳门各两个会议),才勉为其难地草成此近四万言之草稿,再经半年多的再修订才定稿,却还有很多问题,要留到以后再论。遥想自上世纪初王国维,仅以数百字序文,便首定西汉初设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之汉及清玉门县之不刊之论。其后从斯坦因至当今的中外学者,对王国维说或是或否,或半是半否。值得研讨之书文而为本文列表论及者,已多达71。其文字少则数千,多则万余。或问予为何撰此长篇而意犹未尽?予答曰:予岂好大论哉!予不得已也。祈求读者谅诸,略述其由如下:


1.汉武开河西,通西域,首设酒泉、玉门诸城障塞关。事关重大,而首创纪传体之《史记》,将其及相关之事分作几条“碎片”,载于不同的纪传。《汉书》继起而体例沿之,所载几条“碎片”而又增加了一些模糊与矛盾。此后两千多年的朝代兴亡更替,相关政区与城镇的立废与变迁频仍,加上自然变化损毁,汉代酒泉与敦煌间的玉门关与其他一系列的城障关塞,都逐渐化为仅剩一点的残垣乃至踪迹全无。其间唯十六国凉阚骃《十三州志》、五代石晋平(高)居诲《辛卯侍行记》也留下一两条同样“碎片”而较有价值新资料。两宋力弱而西北边界大收缩,宋人记述河西地名之变化,纯属隔靴挠痒,不仅于史无补,反增混乱。蒙元疆域虽广,过于汉唐,然元朝诸帝汉化过低,史志之河西及西域地名多为汉蒙转译再回译为汉文,很多难与汉唐地名挂钩,古今变化之轨迹,再被模糊。至明朝重新经营西北,古今地名之混乱不清多沿元代,而没有具通识之皇帝与官员学者关注,作有价值之研究。如明人陈诚《西域行程记》也记嘉峪关北城的平岗为古玉门关之传说,却不加考证。但其所作《狮子赋》又称“发酒泉郡,出玉门关,道燉煌、月氏……”都未能在史地研究方面提供有价值的新资料新观点,难怪纪昀于《四库总目提要》称其书“见闻未广,大都传述失真,不足征信”。综上所述,可知最古的玉门关遗址,由汉魏以后至元明,便逐渐成为千古难解之谜案。


2.清代前期的文治武功直追汉唐,汉帝唐宗之风骚文采,皆稍逊略输于清代乾隆。由康雍乾时期对河西州县至西域边疆的重新经营,成就清朝三百余年连续不断的有效管治,已经超唐越汉。实有赖于同时期由诸帝及地方长官以及文人学者,一直对历代西北史地变迁之特别关注研究。同时,他们还吸收了西洋的地图学,加上公私出版印刷业之发达,官修的方志地理图书的编纂印行,以及私家研究的史地论著的出版,无论质和量也都后来居上,超越历代。例如,由康雍乾三帝审定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八《疆域》一《安西南路》,先记录和考证“嘉峪关”、“玉门县治”在历代史籍所载之源流,再记录和考证“古玉门关”的源流。首先记述道:“古玉门关在呼罗苏台西南,党河之西,东距敦煌县治一百五十里,汉武帝时置。关外有五峰,为赴车师前庭及疏勒之道,所谓北道也,关今无存。”然后再引汉唐正史以及清代《肃州新志》的有关记载,以证所谓北道的“古玉门关”应在靠近党河的龙勒县,否定了在“东距敦煌县治一百五十里”之说。然后再进一步考证最古的玉门关为汉代玉门县西关,其说如下:


又汉班超《疏》言:“(生)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酒泉郡即今玉门县地,在党河东七百六十里。超当时自疏勒东归,先由玉门而后至酒泉,语意亦合五代髙居诲《使于阗记》:“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是即玉门县西关,距酒泉郡仅二百余里。


又土尔番有玉门口,或谓即古玉门关,旧舆图谓玉门关近伊犂,两说远近大殊,皆与古传志方隅形势不合,未足为据也。


此文对东汉玉门关址仍在玉门县之考定,非常重要,也涉及后来两晋南北朝的玉门关址问题,本文暂不展开讨论。只是要纠正一些流行的误解,这就是今人或误以超《疏》此句为玉门关在敦煌以西之证,或误以为在新考证出位于隋常乐县,具体在今桥子乡西北的马圈古城遗址。其原因都是不知上文早已明确考定东汉班超《疏》文的“玉门关”,与五代高(平)居诲所述玉门关皆为“玉门县西关”。又《甘肃通志》也论及此问题,而将班超、阚骃及高(平)居诲所述玉门关及玉门县考定“在今齐勤(赤金)境”(也就是在今玉门市境内)。但是直到清末,有关问题仍未有定论。陶保廉(1862—1938)的《辛卯侍行记》(撰于1891,刊于1897),乃民国以前有关西北史地文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身为贵介公子,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方式来撰写此书。其于1891年随侍省级高官的父亲陶模,由陕西经甘肃赴乌鲁木齐就任新疆巡抚,随带行李就有九箱图书,沿途在马车中边看城镇古今之迹,边看书查对而边写作此行记。虽然所乘马车设备在当时算是相当高级,但是难逃冬冷夏热,西北风雪伤人之苦;所走驿道也可说是当时的“高速公路”,也不免沿途颠簸之苦;食宿则常在荒野简陋破旧的小驿站、行馆,有时在“荒邨茅店”,“借灶煮粥”。其实际的研究与写作环境,非常艰苦。其于十一月初五(1897年11月28日)经惠回堡的行程下写道:


初五日,朱思斋以病辞归,盖不耐寒也。(原注:自九月下旬以后,备受风雪之苦。塞外益寒……所谓手在袖而欲坠,口嘘气而冰重者也。)一里经惠回堡之北入戈壁……半里下坡过冰沟,骡马汗出成冰,如垂丝如糁粉。(原注:余所坐车席棚,毡裹羊皮,门帘左右缝两袋盛笔墨、罗经、书图。常将车帘挂起,以便左右望。今日大风砭肌,呼吸间寒气入鼻如刺,不得不垂帘。两旁虽有玻璃,人气着之成冰成霜,暗无所见。身披重裘,足着棉袜。又屈皮褥三分之一,以盖两腿,仍冻欲僵。遥想守塞士卒,荷戈冰天雪窟中,更当若何艰苦?……)


正如其友王树柟为之序曰:


……吾常怪司马子长氏以通博有识之儒,其所为《史记》立体大备,独于图焉阙而弗载。班、范而后,相沿相袭。以至于今,卒未有能悟之者,可叹也已!拙存(陶氏)夙精于图学,其记是书也,独能于古图亡灭之后,躬履其地,一一详究,以求其一当。其大旨以山为经,以水为纬;以古书之方向里数,定土地之沿革;以方言土音之转变,证古名之是非。自汉唐巨儒迄今,鸿学赡才,精研地理之士,凡其言之参差舛牾,不合于古而络于今者,皆综核而析辨之,旷然如迷者之获康途。……每一披览,犹喟然想见当日,怀铅握椠于风沙雨雪中,踌躇四顾时也。


上述好评,实非当今流行以“友情”吹嘘之序可比。窃以为陶氏已用了二三重证据法,来记述考证秦汉至明清的西北城镇亭障与驿站的变迁问题,弄清了很多同名异地,同地异名的情况。虽然,其书已高居于同类论著之上,即使与后来洋人斯坦因之西域考古书文比较,也只能说是各有千秋。陶氏千虑一失处,就是仍然将敦煌以西的玉门关看作最早的玉门关,殊为可惜,足见此问题难度极大。至民初王国维既对中国汉至清有关玉门的历史文献烂熟,又兼受陶保廉、斯坦因以及沙畹的考古研究成果之启发,终能以中西兼通的精博学识,自觉运用二重乃至多重证据法,言简意赅地论证了最早的玉门关就在汉及清的玉门县。这反过来又启发了斯坦因推出新著作,用更多重证据的论证,使得王国维所创之说,在中外史坛成为独领风骚三十年的不刊之论。由此而言,有关研究史实应上溯至清代,将清初有关史志及清末陶保廉之书文补入本文第二节之《表》。但是拙稿已基本草成,无暇作全文的改动,且留一点个人研究进展之痕迹,故仅在此补加说明,对前文只作微调而不作大动。


3.王国维撰《序》时,其继承发展与对话的对象,主要就是陶保廉与斯坦因、沙畹,能读其书文者,也仅限于十分狭小的学术圈内少数一流学者,故可以言简意赅地微改中外两三大家之说,便推出新的定论。而予于其百年之后,全民的文化教育大普及大提高,就连博士教育也大跃进,学校及民间读书撰文论学者至近二十年间突飞猛增,可谓多于清末民初千万倍。既目睹前贤后俊为最早玉门关遗址之问题聚讼纷纭,异见迭出,所须对话商榷讨论之文,经精选仍有71篇之多。又深知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从没有认真记述有关研究史者,以致后来不能居上,后出不能转精,重复陈说误论之文比比皆是。最甚者,有的人连自己个人的研究史也没有讲清楚。故此,予不能不痛下决心,殚精竭虑,把民初以来百多年间,乃至上溯至清代三百余年的研究史都作一总结厘清。也就需要宏微兼观,大题小作兼小题大作,草此长篇之文稿。


惟予身处退而不休之时,心远地偏之宅,聊以安居栖心,而非坐拥书城。更兼体力每况愈下,不能如少壮之时,终日去图书馆查抄资料,回家继续读书写文。幸赖当今电脑、智能手机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科技大发展大普及,使得古老的中华传统汉字历史文化研究,有望利用上述科技的最先进的发展成果与工具,实现返本创新的伟大复兴。予能作为对传统的经史学问有所承继,而又能率先投入此一古老的传统文化研究与现代最新科技结合之新潮流者,实属幸运之至。窃以为,能否获取“顿悟成佛”之果,要靠内外机缘的圆满成就,可谓人谋其次而天意为主。但是,任何不怕艰辛,不断努力的预流者,肯定可以取得若干“预流果”。因为吾辈目前已经既可足不出门而能知天下事,能读天下书(包括皇家之《四库》、佛家之《大藏》等皆存于电脑,远胜于古今坐拥书城,而未能用或拒用电脑与互联网的电子图书资料库者),又能交天下友如在眼前,随时交流探讨学问。即如去年8月22日,天鸽台风即将来临之际,予携妻离澳门经珠海赴敦煌市及玉门市,接连参加两个学术研讨会,往返坐飞机,虽“万里”而可朝发夕至。会中以文会友,日于华堂讨论,夜于豪店研究或与学者论学聊天至安寝,不亦乐乎!会后乘高速车对敦煌、玉门关、嘉峪关一带古城遗址作实地考察,几日即可尽览,收获匪浅。例如,所见真假古迹的新制匾额,皆反古代由右往左的书写习惯,改为从左往右写,变成了“关门玉”、“关水”等等。仅此一端,即可见当今一些顾问学者与主管官员急功近利,不学古代文献之积弊,令人感慨万分!又如,见今玉门市及古玉门县赤金堡之玉门关杨柳随风飘舞,遥想敦煌以西的玉门关(实际是属于瞭望台的小方盘城)遗址独立于沙漠戈壁之中,而顿忆唐人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诗句,可证汉唐玉门关不但应比小方盘城的规模要大很多,而且都应在既有春风吹杨柳,又有一片孤城万仞山之地。而敦煌以西的荒漠戈壁中,其小城周围一带既无春风杨柳,附近又无万仞山,故不可能是著名的汉唐玉门关这种屯民驻军的要塞重地。但是,在传统历史文化衰落百多年后才出现的伟大复兴之初,难免仍有很多人对《史记》《汉书》乃至唐诗、宋词的名言佳句的误解。由于今人仍有无数关注玉门关问题且爱引用王诗为证者,更由于因此而使得“‘春风不度玉门关’两次出现在20世纪中国高考地理试卷试题中”,故最近不少互联网站都载有误解“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文。例如,较为严重的错误,是有人用现代的气象学理论来将关键的第四句错误解读为“春风不到玉门关”,所以就把玉门关所在及周围一带必有的河流绿洲,都看作春风不到,杨柳不生的沙漠戈壁。再遥想百千年之前,陶、斯二氏考古时行住食宿之艰难,汉至清之将士在西边开疆守土之辛苦,真可谓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我辈生此前无古人,而后有来者的科技学术盛世,岂能连一个玉门关的专题研究史都搞不清,而听任误说流行,正说不张?


书不尽言,言难尽意!容后有便,再作续论。

 


2018年6月15日  定稿于退而不休之书斋

8月18日  修订


原载《中国历史评论》第十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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