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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世宝:最早的“玉门关”——研究史的回顾与批评(中)

已有 83 次阅读2019-7-4 16:21 |系统分类:文化| 玉门关, 研究

谭世宝:最早的“玉门关”——研究史的回顾与批评(中)
 谭世宝 中国历史评论 6月16

【编者按】最早的玉门关设在何处是历史地理领域一个争讼纷纭的课题,自斯坦因以来,各种论说多达数十种。本文在细致梳理各种观点的基础上,重新解读了史记汉书等古籍有关玉门(关)的原始记载;补正了百多年来有关学者对研究史记述的漏误(尤其是对王国维、斯坦因观点的误漏看法);纠正了流行将“春风不度玉门关”误解为春风不到玉门关的说法;此外还力破流行的两种误说:一是主张最早的玉门关在敦煌以西的小方盘城,二是主张最早最晚的玉门关皆在嘉峪关石关峡。最终认定最早的玉门关应当在西汉及清代的玉门县内,也就是在今玉门市的范围内。全文五万言,考据严谨,力透纸背,洵为大作。

谭世宝,出生于香港,成长于广州,现定居于澳门及珠海。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1987年)、语言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2000年)。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澳门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山东大学。曾任山东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历史宗教文化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孔子儒家文化财富史、中国佛教文化财富史、孙中山历史文献、澳门史、悉昙学与汉字音韵学等。已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多篇,并出版多部学术专著,代表作有:《孙中山文献考》《金石铭刻的氹仔九澳史》《悉昙学与汉字音学新论》《澳门历史文化探真》《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汉唐佛史探真》。


三、斯坦因等人的论著得失及影响


上表(详见谭世宝:最早的“玉门关”——研究史的回顾与批评(上))已经较为全面记述了由上世纪初至2017年8月间,有关最早的玉门关遗址问题的研究史。既展示了有关各说的派别源流与目前的走向,又对有关论著对研究史的误述及相关错论略加点评。下面先对斯坦因、沙畹、王国维等人的论著做较为具体的分析。


1.略论斯坦因有关考古与研究成果的取得与发展


斯坦因在清末民初,多次组织有中外人员参加的考古发掘测绘研究队(其中有懂古文的中国翻译蒋孝琬、印度的专业测绘员、由一群中国人组成的运输挖掘工作队等),在中国西北地区探险考古。特别是其中两次对敦煌至嘉峪关、肃州一带的长城及周边的遗址作了当时最高水准的科学考古研究。这是在当时当地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方面尚保留了很多历史人文环境风貌、遗迹与文物等等,而对外软弱无知的中国各级官员与民众,都缺乏自我保护、保存与发掘、研究长城的历史遗址文物的意识,给予外国探险家大开方便之门,并提供各种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我们为大量国宝文物因此而流失到外国而感到万分悲愤,但是对其有关论著的成果则不可不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因为在斯氏每次满载考古成果回英国之后,都直接或间接邀请世界各国的各种专家学者助其做研究,发展扩大其成果。对其1906—1908年及1913—1916年的考古成果作出研究贡献的除沙畹、罗振玉、王国维、翟理斯等人之外,还有当时研究汉、梵、佉卢、于阗、粟特、回鹘、蒙、藏、突厥等文字及其他方面的专家学者,如拉普森(E.J.apson)、森奈特(M.E.Senart)、博耶(Abbe Boyer)、巴尼特(L.barnett)、伯森(L.de la Poussin)、瑞丁(C.M.Ridding)、托马斯(F.W.Thomas)、弗兰克(A.H.Francke)、汤姆森(V.Thomsen)、勒柯克(A.von Lecoq)、丹尼森·罗斯(E.Denison Ross)、米勒(F.W.K.Muller)、考利(A.Cowley)、果肖特(R.Gauthiot)、马伯乐、霍普金斯(L.C.Hopkins)、西尔文·列维(Sylvain Levi)、兰茨(W.Lentz)等人。正如孟凡人曾指出的:斯坦因的有关著作“既是斯坦因的专著,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了当时该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

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 ,简称沙畹,是学术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公认的“欧洲汉学泰斗”。同时他也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继他之后成为法国中国学与敦煌学大师的伯希和与马伯乐都出自他的门下,被弟子伯希和推许为“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


窃以为,斯坦因、沙畹与王国维的有关论著,所获取的得以厘清玉门关遗址之年代与位置变迁史的研究成果,可谓至目前百多年间尚是后无来者的。特别是斯氏最初在1907年4月20—22日,根据小方盘遗址发掘的汉简等物提出的一说,其后经过沙畹、王国维运用《史记》等文献记载与斯氏的简牍文物新见的综合研究,提出了对一说补充发展的二说。最后,再由斯氏吸收二说,并经其再到敦煌至嘉峪关、肃州一带的长城遗址考古研究验证,使得二说成为主要由中外三位大师合作,运用二重证据乃至三重证据研究的集大成的成果。当然,这是在极其短暂的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成果。可以说在他们之后,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特别超卓的国际人才的组合。而且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西北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变化,也就没有那么多残存的古代历史人文环境风貌、遗迹与文物可供学者去考察、挖掘与研究了。而在二十多年之后,处于抗战刚过而内战继起之艰难境地的一些中国学者,才开始陆续步王国维、斯坦因后尘,撰发有关最早的玉门关遗址问题的论文,其所见所论,多有偏颇,在所难免。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多数既只能直接承受上代偏颇之学风,而不能继承发扬光大清初至民初三百余年之中外成果,且在学术规范形同虚设的环境中成长。故在此期间所作玉门关的新作新论者,大都只是将前人对王国维等人之文的片言只语之误解作重复扩大化,并对斯坦因的观点作了片面的错误归类分析,多数结果都只是在王、斯等人已经研究过的某一点或两三点上,作正确或错误的重复劳动。如上表所述,斯坦因1912年出版的Ruins of Desert Cathay:personal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记述其于1907年4月22日对最早在敦煌西北发现的T.XIV古城(小方盘城)遗址的判定:是东汉时期(公元一、二世纪)的“Jade Gate(玉门关)”。经沙畹及王国维对其提出补充发展意见之后,加上其于1914年再次实地考古测绘地图的新发现,故在1921年出版的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westernmost China,提出了对汉代不同位置的玉门关年代先后的新判定:最早(前103年以前)的玉门关位置的两种可能的判断——其一,是今玉门镇以北约15英里的Shih-êrh-tun(十二墩)村附近(地图85.A.2);其二,是在布隆吉(Bulungir)和安西(Anhsi)之间的一处关隘(地图83.B.2)。从而判定敦煌以西的T.XIV(又称小防[方]盘城)的遗址是在其后的几年间(至迟在公元前96年),长城由东方向向西方扩展延伸的结果。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简称斯坦因,文献中亦见“司代诺”“司坦囊”等。原籍匈牙利,犹太人,1904年入英国籍。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是今天英国与印度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


2.斯坦因的主要观点产生发展过程述评


在此,有必要补述被人们忽视、错述的斯坦因主要观点的产生发展过程,兼略评斯氏与诸家异说如下:


(1)1912年之说在上表(详见谭世宝:最早的“玉门关”——研究史的回顾与批评(上))已经转述,毋庸赘引。


(2)上表(详见谭世宝:最早的“玉门关”——研究史的回顾与批评(上))斯氏1921年书的原文详引(注文删略)如下:


……我已结合自己的实地考古调查和地形勘察,列举了有关的年代学材料,认为T.XIV遗址应即公元前96年及其以后玉门关址之所在,只是年代似乎有些偏早。但沙畹的观点与我有所不同,他在充分研究之后认为,如果司马迁的一段记载不误,则这一遗址当不是玉门关最初的所在地。这一段记载与贰师将军李广利有关,公元前103年,李广利第一次远征大宛以失败而告终,他带着阵容不整的军队回撤时经过玉门关,“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见《史记·大宛列传》——译者)


显然司马迁暗示玉门关在公元前103年时仍在敦煌以东的某地。今天,我们在史书中只能看见公元前102—前101年在敦煌以西修建长城烽燧的记载,而不见公元前103年以前的记载,这种情况为司马迁的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这些情况还是不足以使我们弄明白公元前103年以前的玉门关的确切地点。从我1907年实地考察的情况和1914年对肃州和安西之间烽燧遗址的实地考察的结果来看,这条线上似乎只有两个地点的地形情况适合于设置这么一个重要的关塞:一个在今玉门镇以北约15英里的石河屯[谭案:后改正为“十二墩”](Shih-êrh-tun)村附近(地图85.A.2),长城从北部的肃州延伸到这里,并从这里开始傍着疏勒河向西延伸。可能为玉门关的那处遗址便正好位于疏勒河折向西流的河湾处。……


另一有可能为前103年以前玉门关址的地点是位于布隆吉(Bulungir)和安西(Anhsi)之间的一处关隘(地图83.B.2)。疏勒河从光秃秃的王[谭案:异译作万]山子(Wan-shan-tzŭ)山脚流过,它的左岸紧贴王山子山,右岸则是王山子山的余脉。这也是疏勒河自源流以下全程中唯一的一处关隘。这里既适于瞭望,又易于固守。显然,由于有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汉武帝的军事官员将此地选为长城跨越疏勒河的地点。……


在汉代长城尚未修到疏勒河盆地最西端的时候,如果要设立一个大型关塞,以保护从塔里木方向来的交通干线的话,我认为上述关隘便是一个绝佳的地点。实地观测的结果为这一论点提供了两个有力的证据。首先是我在距这一关隘以东约12英里的地点,发现了规模很大、已遭废弃的布隆吉古城遗址,这一城址在满洲(Manchu)时代、甚至在清朝收复新疆地区以后,一直驻防有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守卫部队。其次,在王山子山脚路边,靠近疏勒河左岸的地方,有一群中国式庙宇建筑的废墟,包括老君庙等。这些建筑在东干人叛乱时期被破坏,但仍被当地人视为圣地。它们的地点,距今天的聚居地很远,但却靠近预示着神灵的古遗址。今天当地人们进行朝拜的地点总是靠近古代烽燧遗址外侧的交通路线,它们之所以成为圣地,是由于它们靠近古代的“玉门关”。


不管公元前103年的玉门关到底设在什么地点,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重要关塞在随后的几年内,曾一度被推进到敦煌以西烽燧沿线的T.XIV遗址处。……


以上之论,清楚表明斯坦因1921年的书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首先认为玉门关在“公元前103年时仍在敦煌以东的某地”,其主要理据就在于当时的长城只建到玉门(关)一带,而长城的修建推进到敦煌以西是在公元前102—前101年之后,故说:“我们在史书中只能看见公元前102—前101年在敦煌以西修建长城烽燧的记载,而不见公元前103年以前的记载”。然后又根据其“1907年实地考察的情况和1914年对肃州和安西之间烽燧遗址的实地考察的结果来看”,确定公元前103年以前的玉门关的确切地点可能有两处:“一个在今玉门镇以北约15英里的Shih-êrh-tun(十二墩)村附近(地图85.A.2)”;“另一有可能……的地点是位于布隆吉(Bulungir)和安西(Anhsi)之间的一处关隘(地图83.B.2)”。


(3)斯氏1928年的书,对玉门关在万山子的十二墩村一带的理由,有更进一步的补充发展,其说如下:


无疑,从地形上和军事上来看,在汉长城被推进到敦煌之前,从万山子末端的这一点可以很方便地戍卫两翼的长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支持我于《西域考古图记》中作出的假设:来自玉门县和肃州的道路所经过的这个峡谷,可能曾是个类似于古玉门关或现代嘉峪关那样的“关隘”。那样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一座废庙。……


……如附图所示,从十二墩村来,到T.XLI.o去,并进而与欧布罗柴夫发现的另一条去哈密的路相连的小道,就是从这个小堡垒地下经过。……在这两条路进入北山的沙漠区之前,十二墩村肯定历来就是它们经过的最后一个垦殖区。考虑到这一点,我觉得自从修了长城,这个小堡垒的位置很可能就是一个关隘。上述的两条道实际穿越长城线的地方,离这个“关隘”还有一段距离。而敦煌西边古代玉门关的位置跟这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在此提出的关于此地从前面目的假设,在当地找到了两个证据:其一,我在别处曾经说过,当地人把这里也叫作“小方盘城”,跟古代玉门关遗址的当地名字完全一样,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二,我曾反复指出过,凡是道路穿越长城线的地方,当地保留着拜神的传统。而就在小堡垒和小溪之间(这条小溪把堡垒同十二墩村的田地隔开来),在上述那两条到会合在一起的地方有一座小庙(见地图),跟在古代“关隘”常看到的小庙一样。


以上1928年的书之论,斯氏进一步从十二墩村一带的“小方盘城”的地名,及其地形上和军事上,以及垦殖区、小堡垒和小溪、庙宇与汉长城的“关隘”的关系等等,补充证明其为最早的玉门关所在地。


(4)斯氏1933年的书所说如下:


我们从《汉书》知道到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自肃州远至玉门一带,建立了连续不断的一长线驿站同小堡。那时的玉门关还是在敦煌稍东的地方。到了公元前102年至101年(太初三年至四年),汉武帝第二次远征塔里木盆地成功以后,“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障”。这些亭障的用意就在保障政治使节以及商队的安全和供给他们沿路的给养。《汉书》上所有关于我所发现的这一段城墙同亭障的记载,取自中国历史鼻祖司马迁当时的记录,一定是确实可信的。


这是明确以班固《汉书》有关汉长城两次向西北扩建的记载(斯氏认定其为源出于司马迁记录的信史)为证,其一为“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自肃州远至玉门一带,建立了连续不断的一长线驿站同小堡。那时的玉门关还是在敦煌稍东的地方”;其二为“公元前102年至101年(太初三年至四年),汉武帝第二次远征塔里木盆地成功以后,‘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障’”。窃以为,斯氏此说,虽不中亦不远矣!由于斯氏本人不懂汉文,靠师爷蒋孝琬翻译和沙畹、王国维等人的注释与研究论著,而得知《汉书》《史记》之说,故其对一些时间的判定有微误。请看斯氏未引的较为原始的《史记·大宛列传》原文:“天子发兵令(王)恢佐(赵)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集解》:徐广曰:捕得车师王,元封四年封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鄣(障)至玉门矣。”可证此事约在王恢封侯的元封四年(前107年)或之后一两年间。但是,其最终的见解已经超越了沙畹及王国维之说。请看王氏之《序》:


秦之长城西迄临洮,及汉武帝时,匈奴浑邪降汉,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狩三年)。后又分置张掖、敦煌郡(元鼎六年)。始筑令居以西,列四郡,据两关焉。此汉代筑城事之见于史者,不言其迄于何地也。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在史学上,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其古史新证、二重证据法开拓了史学的新向度,其于上古史、唐史、宋史等古史的研究,于历史地理的种种发明,于历代文物的精心考证、于敦煌学的拓荒,无不展现了王国维卓越的史学才能与博大的堂庑。


以上王氏之论,仅转述《汉书·西域传》有关“始筑令居以西,列四郡,据两关”的笼统记述为证,而得出“此汉代筑城事之见于史者,不言其迄于何地也”之错误结论。其下文又仅据沙畹所证玉门关始设的时间下限及方位说:


惟《史记·大宛列传》云:“太初二年,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至敦煌,请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沙畹博士据此以为太初二年前之玉门关尚在敦煌之东,其徙敦煌西北,则为后日之事。其说是也。


这是将玉门关始设时间推定在太初二年(前103年)以前,而据前引斯坦因所增的第一项书证,不仅变沙、王的孤证为双证,而且将玉门关始设时间推定在元封四年(前107年)或之后一两年间以前,比沙、王之证起码推前了两年。而王《序》下文引述《汉书·西域传》之证又说:


……则当九十四度稍西之废址,实为太初以后之玉门关。而九十三度三十分者,当为玉门关以西之他障塞。盖汉武伐大宛后,“西至盐泽,往往起亭”。……今据斯氏所得木简,则有武帝大[太]始三年玉门都尉护众文书(《屯戍丛残》第一页)。其时关城当已西徙于此,上距太初二年不过十载。是其西徙,必在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太初四年),西起亭至盐泽之时也


这个最后所引“西至盐泽,往往起亭”的证明,基本正确。斯坦因的最终贡献,就是把这个证明与前述元封年间的第一项史证结合,使得这个原本看来似乎也是孤证之说,都变成了与太初二年的史证结合,成为可以互证的三项铁证。请再看上引斯氏所据《汉书》原文:


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而其未据《史记·大宛列传》原文说:


是岁太初元年也……


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


汉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岁馀,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


而汉发使十馀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足证这是说自“敦煌置酒泉都尉”这个时间开始(而非《汉书》所谓“自敦煌”城这个地点起),西至盐水(泽)建一系列“亭”的工程,是在公元前101年之后(约天汉二三年间即前99—前98年)进行的,与前一项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的工程约有六七年之差。故可推定:在前一工程之前便已经存在的玉门关城,肯定在敦煌以东而不在敦煌以西。


四、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诸家对前人研究的误论及后果略评


下面,对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诸家对研究史及前人研究的误论及后果,略作评论,以匡谬正俗。


1.由于缺乏对上表所述的有关书文的系统研究,最初介入此问题讨论的劳榦不但是完全没有提及斯坦因、沙畹、王国维的论著的撰写与发表过程,而且没有列出参考文献资料,是完全不合符学术规范的一篇文章。其直接用不准确的方式转述王国维对沙畹观点的评论,以及斯坦因后发的资料来展开讨论,显然只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请看,劳榦既将王国维的原话曲解为“现在的玉门县即是汉魏以来的玉门县”,又以汉玉门县不同于今玉门县为由,企图修正王国维所倡西汉玉门关位于汉及今[谭按:王氏的“今”乃指清末]的古今玉门县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即使汉与清的玉门县治不一,但是其县辖范围重叠。即使现在没有玉门县,而只有玉门市,但是玉门市的范围涵盖了汉与清的玉门县范围。如《玉门市志》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是年设玉门县(今赤金镇)一带”。引述载阚骃《十三州志》:“玉门县置[谭按:此句常为当今论著转引,或有加字作“玉门县汉置”,有关增减字及标点之具体勘误见下文第五之第3.],长三百里。”又转述清光绪三十四年《甘肃新通志》所载:玉门县治“东至肃州界145里,西至安西州界20里”。又载1987年“玉门市辖区东西长114公里”。又载清宣统元年区划:赤金堡在县城东110里;赤金峡在县城东90里。由此可见,汉与清的玉门县辖区东边皆与肃州为界,故范围基本相同。而且西汉玉门县在今赤金镇一带,已经包含了赤金堡及赤金峡在内。显然,劳榦所谓“汉玉门县尚在现在的玉门县以东二百里以外”之说是毫无根据的误说。不可简单地列为王国维说的支持者。目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皆认为西汉玉门县治在今赤金堡。由此足证,劳榦对王国维的批评是错误的。而上表第56林健之文虽然并非考据论文,但其有关汉玉门县与今玉门市及玉门学的主张,可谓切合王国维之意。


2.在劳榦之后,率先公开提出三说而反对王国维二说之1的向达,其名气虽然颇大,而学风不够严谨。例如,斯坦因有关考古发现的最早报告,是1912年出版的Ruins of Desert Cathay: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而其考古文献资料的全面学术报告,则是在1921年的Serindia及1928年出版的Innermost Asia。但在向达迟至1934年时的译书中,似乎既没有读过上述斯坦因的三本书,又似乎没有读过1913年出版的沙畹整理注释的《文书奥雷尔·斯坦因从中国新疆大沙漠所获汉文文书》,故其所翻译的这本1933年才出版的通俗性的斯坦因自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颇为失真。虽然其自称“大概照原文逐句直译”,其实颇多讹误与文字及图片的删略。斯坦因的原序明明说“我三次中亚探险”,而向达自撰的译序却硬说成是“斯坦因综合他四次中亚探险的结果,写成的一部通俗著作”。其实《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的原书ON ANCIENT CENTRAL-SIANTRACKS,是在2008年才被严谨的学者汉译为《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只要把此新译本与向达的旧译本对照,就很清楚其不但图片全部删除,而且文字讹漏甚多。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怪其在撰于1944年而改定于1945年之《两关杂考——瓜沙谈往之二》中,竟然对有关研究史作了删节,而且颠倒次序:


清光绪季叶,英国人斯坦因(SirM.A.Stein)考古于我西陲,在敦煌北古长城废塞发见汉代简牍千余枚,经法国沙畹(E.Chavannes)及我国罗叔言与王静安先生先后为之刊布遗文,予以考释[原注:斯坦因所著有Serindia及Innermost Asia诸书。关于斯氏所获汉晋简牍之考释,法国沙畹著有Les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一书,我国罗叔言及王静安先生据以作《流沙坠简考释》,俱可参看]。不仅汉代西陲史事因而重光,即汉玉门关故址亦复显于世,诚近代中国史学及考古学上一盛事也。

向达(1900-1966),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专家


作为翻译过斯坦因1933年出版的ON ANCIENT CENTRAL-SIAN TRACKS一书的著名学者,且曾于1935—1938年间赴欧洲英法搜集有关资料,居然写出这样简略又颠倒次序的研究史,既不提斯坦因最早于1912年出版的Ruins of Desert Cathay:personal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一书,又不提其本人最早译为中文而错漏甚多,误导影响甚大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及其原书,只提及斯坦因1921年的Serindia及1928年的Innermost Asia诸书,并将它们标于沙畹、罗振玉及王国维的论著之前,而且在其后文即以此后出的二书资料妄责王国维误会斯坦因之说。其实,王国维之书文几经修改,其最后的修订本是作于1934年,已经参考了斯坦因的1921年及1928年之书。而斯坦因的Serindiazai及Innermost Asia都已经公开而有保留地承认了沙畹的一个正说,并在实际上利用了王国维的具体判断,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请看斯氏在Serindiazai中的《敦煌汉长城的历史与文献》一章里所指出的:


前一章我已结合自己的实地考古调查和地形勘察,列举了有关的年代学材料,认为T.XIV遗址应即公元前96年及其以后玉门关址之所在,只是年代似乎有些偏早。但沙畹的观点与我有所不同,他在充分研究之后认为,如果司马迁的一段记载不误,则这一遗址当不是玉门关最初的所在地。……


显然司马迁暗示玉门关在公元前103年时仍在敦煌以东的某地。今天,我们在史书中只能看见公元前102—前101年在敦煌以西修建长城的记载,而不见公元前103年以前的记载,这种情况为司马迁的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这些情况还是不足以使我们弄明白公元前103年以前的玉门关的确切地点。从我1907年实地考察的情况和1914年对肃州和安西之间烽燧遗址的实地考察的结果来看,这条线上似乎只有两个地点的地形情况适合于设置这么一个重要的关塞:一个在今玉门镇以北约15英里的石河屯(Shih-êrh-tun)[谭案:据上表第9书“石河屯”应为“十二墩”]村附近(地图85.A.2)……


另一有可能为前103年以前玉门关址的地点是位于布隆吉(Bulungir)和安西(Anhsi)之间的一处关隘(地图83.B.2)。疏勒河从光秃秃的王山子(Wan-shan-tzǔ)山脚流过,它的左岸紧贴王山子山,右岸则是王山子山的余脉。这也是疏勒河自源流以下全程中唯一的一处关隘。这里既适于瞭望,又易于固守。显然,由于有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汉武帝的军事官员将此地选为长城跨越疏勒河的地点。……


在汉代长城尚未修到疏勒河盆地最西端的时候,如果要设立一个大型关塞,以保护从塔里木方向来的交通干线的话,我认为上述关隘便是一个绝佳的地点。……今天当地人们进行朝拜的地点总是靠近古代烽燧遗址外侧的交通路线,它们之所以成为圣地,是由于它们靠近古代的“玉门关”。


由此可见,斯坦因1921年的Serindiazai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沙畹尤其是王国维的正说,承认比T.XIV遗址早的是《史记》所载公元前103年以前位于敦煌以东的玉门关,其位置有两个可能:其一在今玉门镇以北约15英里的石河屯[十二墩](Shih-êrh-tun)村附近(地图85.A.2);其二在布隆吉(Bulungir)和安西(Anhsi)之间的一处关隘(地图83.B.2)。这具体位置的判断,其实就是受王国维说影响的变异结果。由于斯坦因的后出论著并没有清楚交代其观点变化的过程及其所接受王国维的影响,而且常常把几次考古的资料与认识混为一谈,这是学风不够严谨的向达未能看清斯坦因本人的有关研究史,而对全体的研究史作出错误简述的原因。鉴于受向达的误导影响,目前流行的研究史概述甚多颠倒先后的误漏,有必要继续列举近年一些例子,略评如下:


3.吴礽骧《玉门关与玉门关候》说:


1906—1908年,英国人斯坦因考察敦煌西北的汉代长城烽燧,在其所绘的敦煌地图上,于东经93°54ʹ、北纬40°22ʹ稍南处标有一古城(按,即小方盘城),编号T14(《流沙坠简》作敦十四),认为此城即汉代玉门关[原注:参看斯坦因:《亚洲腹部(谭案:“部”应作“地”)考古(谭案:漏“图”字)记》,后附地图]。沙畹、王国维均同意此说……[原注:沙畹:《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所获中国文书考释》;王国维:《流沙坠简序》。]


如此颠倒次序,混淆前后,不提1912年出版的《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而将1928年出版的所谓《亚洲腹部考古记》的观点,列为1913年出版的沙畹之书和1914年2月24日王国维所撰《流沙坠简序》认同的观点。实属无稽之至。而实际上如笔者上表所示,是沙畹补正了斯坦因1912年的书之说,王国维又进一步补正了沙畹之说,斯坦因则在其后1921年及1928年之书皆采纳了王国维之说。根本不存在所谓沙畹、王国维均同意所谓斯坦因1906—1908年考察所绘图之说的情况。

斯坦因著,巫新华、伏霄汉译《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


4.赵评春《西汉玉门关、县及其长城建置时序考》说:


关于汉玉门关位置,斯坦因认为:敦煌城西北八十公里的小方盘城遗址,即为汉玉门关址。沙畹、王国维等补正玉门关城是由敦煌以东向西迁至小方盘城;夏鼐、向达及陈梦家等先生否定王氏等玉门关西迁说。


5.李岩云、傅立诚《汉代玉门关址》说:


从上个世纪初期以来,学界有关此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已近百年,斯坦因、向达、夏鼐、阎文儒、陈梦家、马雍、吴仍骧、李正宇等学者认为最早的玉门关在敦煌西北,不是从敦煌东边迁过来的,后才东迁至敦煌以东。沙畹、方诗铭、王国维、劳干、赵永复、赵评春、李并成等学者认为最早的玉门关应在敦煌之东,后才迁至敦煌西北,隋唐时期玉门关又东迁至现安西境内。两派学者对玉门关址争论的焦点莫不过围绕最早的汉代玉门关是在敦煌西北,还是从敦煌之东迁至敦煌西北而展开。



以上4、5两说与2、3说的共同之弊,就是都有非常粗疏而重要的一系列漏误。首先,他们都片面地误将斯坦因定为首位判定西汉最早的玉门关位于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遗址之人,而且其历年的著作皆坚持此论,故可以随便举其后出的某书为证。其实,斯坦因是探险考古家而非历史研究家,长于寻找文物而短于研究文物。其本人不懂汉文,而且跟随其参与现场考古的汉文翻译蒋师爷则是懂汉文而不懂汉代历史之人,加上其回英国后首先直接倚重的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中国古典历史语言文献的阅读水平太低,竟然连斯坦因搜集的古文书《敦煌录》的断句都搞错,故导致斯坦因对有关简牍文书的最初看法是非常简单肤浅,而没有结合《史记》的有关记述作具体深入的研究分析。请大家注意:如前文所述,斯坦因最初对有关文书的年代判定都是在公元后前1世纪以后的东汉时代,故只是简单地说公元后的前200年间,玉门关在敦煌附近西北的小方盘城。并没有提及别处的玉门关遗址,更没有涉及它们的位置及年代先后问题。其后出的几本书,都更明确说,有关长城最西端的城堡、烽燧等遗址都是东汉时期的建筑。其所证明的玉门关亦即T.XIV(小方盘城)的古城遗址的年代是公元一二世纪的东汉而非西汉。但是,在同书下文则明确说敦煌一带的城墙与烽火台与肃州和酒泉的玉门关之间的哨所一样,大约建于公元前110年。这表明,不懂古汉语言文字及历史文献的斯坦因,最初对有关简牍文书所能证明的玉门关的最初年代与位置的判断处于矛盾混乱的状态。这是沙畹与王国维先后对其说加以补正的原因。而其后来出版的论著,对以上最初的说法有所补充修改,主要就是受到沙畹与王国维的意见一些影响,但是仍处于矛盾混乱中。例如,其在1921年出版的Serindia中,将T.XIV的古城遗址的年代修改为公元前1世纪初(属于西汉武帝时)至东汉末年。这违背了其同书上文自称“获得了确定无疑的证据,即纪年文书说明长城最早是在公元1世纪建造的”之说。而在1933年出版的哈佛大学演讲录中,他又根据《汉书》的记载,认为最初的玉门关设在敦煌以东的地方。此说是其1912年的Ruins of Desert Cathay所无,这显然是吸收了沙畹与王国维的意见,后来增改的。


其次,后来有关研究者共同的最大错误,就是把沙畹、王国维、劳榦等都说成是斯坦因说的反对者,沙畹等人之论与斯坦因之说长期始终处于对立论争状态。而实际上沙畹与王国维的论著所论及而要补充完善的,只是斯坦因最早公开出版的论著,即1912年的Ruins of Desert Cathay。窃以为,王国维所创之二说之1,实为大师经典之论,虽然经历一百多年的众说质疑否定,仍然可以说是基本成立而不倒。前人对王国维说之修正或批评反对,或对斯坦因的一说之支持,多为片面粗疏之见。例如,连汉文标点都错误百出的翟理斯,竟然以唐末《敦煌录》(S.5488)为据,支持一说,反对二说,就是不足为训之例。又如,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深入研究王国维的有关论著就对他妄加评论,最明显之弊就是大都只提及王国维《观堂集林》本的《流沙坠简序》,而不涉及其对此《序》有所补充、修正的《流沙坠简》本的《序》《后序》及《跋》文等,显然有失全面公允。


6.潘竟虎、潘发俊是近年力主西汉玉门关遗址在嘉峪山石关者,发表论文多篇,其对研究史的记述虽然比前人较为全面准确,但也有相当多错漏,现录引如下: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90公里的小方盘城挖出一批汉简,声称撞到了玉门关,中外学者纷至沓来,或申其说或辟其说。王国维、沙畹[谭案:发文应是沙畹先于王国维]补正玉门关是从敦煌以东西迁来的;夏鼐、向达、陈家梦[谭案:发文应是向达先于夏鼐,陈家梦应为陈梦家]否定西迁说,使玉门关始于敦煌说成为主流观点。1982年赵永复质疑玉门关始于敦煌,争论再起。赵评春认为始于敦煌以东“石门周匝”之地,太初三年西迁;侯晓星认为始于疏勒河玉门市一线,终西汉之世并未西迁;侯玉臣认为始于瓜州布隆吉附近,汉唐两代都未西迁;李正宇坚持始于敦煌,东汉永平十七年东迁瓜州。进入21世纪,当地文史工作者和业余作者收集地方志和民间口传史料并实地考查,考出了汉玉门关的具体地点。潘发俊认为西汉玉门关于元鼎二年初置于嘉峪关市嘉峪山石关,东汉永平十八年西迁敦煌;刘兴义认为石关峡是最古的玉门关;李并成认为玉门关始于敦煌,其时也说始于石关峡,太初年西迁。


上文的最大误漏,首先是所述斯坦因之说其实是引自向达于1934年对斯坦因1933年才出版的通俗读物ON ANCIENT CENTRAL-SIAN TRACKS的讹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而对斯坦因在此书前后的一系列论著的观点变化源流毫无触及。其次,就是其接着的“中外学者纷至沓来,或申其说或辟其说”之总结,不知所云。请看:“王国维、沙畹补正玉门关是从敦煌以东西迁来的”,并无完全排除斯坦因原说之意,显然不能说是“辟其说”。而夏鼐、向达、陈家梦否定西迁说,显然也不能说是“辟其说”。由于对劳榦之说略而不提,故无法说明潘发俊、刘兴义等人的玉门关最初位于嘉峪关石关峡之说,其实源于上表所列第2篇的劳榦《两关遗址考》所提出的两种假设可能的第二种,其实就是劳榦认为可能性不大的一种假设。其最重要的错误,就是不提刘兴义1998年《最古老的玉门关》一文,而只提及参考刘兴义2004年的《论最古玉门关在酒泉玉门之间》。可见,这是由于未能全面掌握和记述清楚研究史,而把大多数前贤基本放弃的假设,甚至在其多年之前,已经有人发表过的误说,当作自己的重要新发现。


其他学者论文的同类的错误就不用一一赘论了。只要认真查看本表格(详见谭世宝:最早的“玉门关”——研究史的回顾与批评(上))的准确排列并略加点评,以往曾经被人们忽略、歪曲以至埋没的一些论著和观点,都可以从中得到恢复重现。而那些论文在研究史的记述上讲了假话、错话,既把前人的论著摆到不恰当的位置,又把自己的研究论著拔高并摆到研究史中的错误位置,都可以看的一清二楚,无所遁形。不能继续自欺欺人了。



原载《中国历史评论》第十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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