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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世宝:最早的“玉门关”——研究史的回顾与批评(上)

已有 147 次阅读2019-7-1 11:18 |系统分类:文化| 玉门关

谭世宝:最早的“玉门关”——研究史的回顾与批评(上)
【编者按】最早的玉门关设在何处是历史地理领域一个争讼纷纭的课题,自斯坦因以来,各种论说多达数十种。本文在细致梳理各种观点的基础上,重新解读了史记汉书等古籍有关玉门(关)的原始记载;补正了百多年来有关学者对研究史记述的漏误(尤其是对王国维、斯坦因观点的误漏看法);纠正了流行将“春风不度玉门关”误解为春风不到玉门关的说法;此外还力破流行的两种误说:一是主张最早的玉门关在敦煌以西的小方盘城,二是主张最早最晚的玉门关皆在嘉峪关石关峡。最终认定最早的玉门关应当在西汉及清代的玉门县内,也就是在今玉门市的范围内。全文五万言,考据严谨,力透纸背,洵为大作。

谭世宝,出生于香港,成长于广州,现定居于澳门及珠海。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1987年)、语言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2000年)。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澳门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山东大学。曾任山东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历史宗教文化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孔子儒家文化财富史、中国佛教文化财富史、孙中山历史文献、澳门史、悉昙学与汉字音韵学等。已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五十多篇,并出版多部学术专著,代表作有:《孙中山文献考》《金石铭刻的氹仔九澳史》《悉昙学与汉字音学新论》《澳门历史文化探真》《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汉唐佛史探真》


一、缘起


今人在介入研究已经有相当多人研究并有重大争论的历史疑难问题时,都必须首先充分研究清楚相关的原始文献资料,以及前人的研究历史过程与成果,才可以撰写出有新资料及新见解之论著。否则,就会违反学术研究的基本道德规范,写出有意或无意地遗漏、掩没、曲解或抹煞前人成果的伪创新的劣作。笔者在几十年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发现在这方面违规失德者不在少数,有的甚至还是相当著名而有影响者。他们误导学术界,误导大众,造成了目前积重难返的学术违规风气。例如,笔者曾在《历史研究》上发文,对有人在记述研究史(包括其本人的研究史)时的违规失德行为加以剖析:


能否全面正确掌握和记述有关文献的出处及其衍变源流,乃能否辨别文献真伪的关键;能否全面正确掌握和记述有关研究史,乃能否提出真知灼见的新成果前提;如果不能做到以上两点而硬要推出所谓“新资料”的“新研究”,大多只能沦为违规及演义性之作。


通过这一违规之作,论文作者获得了不当的名利,但却误导了澳门政府民政总署的官员,使之相信了民初反对孙中山革命的澳门赌商之子卢怡若所炮制的假史伪说,并为其在澳门著名的卢廉若公园设立了长期性的纪念展览馆。又如,笔者曾在全国知名学术刊物《文史哲》2006年第6期上发表《苍颉造字传说的源流考辨及其真相推测》一文,在“摘要”中指出:“我们考证‘苍颉’为殷始祖契的别名,‘契’与‘颉’本为同音异写,‘苍颉’亦即‘商契’。”而拙文已引述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的名著《经典常谈》之说:“照近人的解释,‘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而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一教授在2014年才出版的《商代社会的文化与观念》新书发布新闻中声称,“‘造字圣人’仓颉与商族祖先契可能是同一个人”的推测,是其书的一个重要创新观点。如此掩没笔者及陈梦家的研究,实在有违学术的基本道德规范。


最近,笔者与洪光慧女士合撰《西汉初设的“玉门关”故址新探》一文,参加了“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作了主题发言。我们之所以撰写此文,是因为自1940年代以来,众多论著无一全面正确记述过有关研究史,这留下了在厘清研究史的基础上作新论的巨大空间。故拙文在较为全面研究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和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点编制了《厘清历年学者有关玉门关故址的歧见源流简介表》,以表列的方式把有关学者的论著罗列并略加点评,已经在理论上收到初步成果,对早期向达、夏鼐等人的误说,以及近年流行将最早的玉门关遗址定在嘉峪关的石关峡之误说,都略加剖析纠正,重新确立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所确定的最早玉门关遗址在西汉玉门县的正说。鉴于此文远未能做到题无剩义,前人旧作仍有遗珠,而今人会议之新文不少,故有必要草撰新稿,在对《厘清历年学者有关玉门关故址的歧见源流简介表》补充完善,对有关研究史作更全面深入述评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以就教学界内外的同仁。



二、民初以来诸家关于最早的玉门关歧见源流简介


为了便于大家全面掌握有关研究史,现将《西汉初设的“玉门关”故址新探》之表加以增补,把从上世纪初最早的斯坦因至2017年本次会议的百年来,涉及最早玉门关故址的歧见衍变源流的论著,列表简介如下:(按出处时间为序,以斯坦因最初所主东汉玉门关位于敦煌TXIV遗址即东汉小方盘城为“一说”;以沙畹所主位于敦煌以东为“二说”,王国维所主位于汉及今之玉门县为“二说之一”,以其余大同小异者递增为“二之某说”;以向达、夏鼐所倡西汉玉门关一直在敦煌,并无所谓西迁或东迁之论为“三说”,以其余大同小异者所主位于敦煌的其他地方者递增为“三之某说”。)

过去,上表第2、第7、第8、第9、第20之书文一直未能检索外语原文,实为美中不足的憾事。直到最近,幸赖友朋的帮助,多方寻找各国的电子资料库,以上诸书文均已检索到并且作了初步的研究。虽然难免仍有遗珠,但是已经可以看清有关研究史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过程:(1)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初的三十多年,占主流的是修补发展斯坦因含糊的一说而产生的沙畹、王国维、斯坦因、劳榦等人之二说或其衍生的各说。尤其是王国维的二说之1,成为当时公认的正说。(2)由1940年代中至2000年以前,则为由对斯坦因的一说曲解,以及对其二说视若无睹,或对其一、二说皆一无所知者创造衍生的三说诸家,质疑否定二说,而与二说及其派生的各说反复论争较量的阶段。三说及其派生的各说,曾一度略占人多势众之优。(3)在2000年后至2016年,是二说反超三说的阶段,其中由二说衍生的二之4的各说,将最早的玉门关位置误定在今嘉峪关市的石关峡或石关(儿口),一度成为最流行的新说。其影响最大之例,就是著名的敦煌历史地理专家李并成,在两度反复否定三说及部分二说,并自我改变观点之后,将最早及最晚的玉门关位置都误定在今嘉峪关市的石关峡。并曾以此误导嘉峪关市在石关峡建立“最早及最晚的玉门关遗址”纪念碑。(4)2016年至今,是二说开始复兴的阶段,尤其是玉门市2017年8月举办了“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二说复兴成为主流的趋势已经形成。



原载《中国历史评论》第十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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