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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自然”无法诞生哥白尼,也无法诞生达尔文

已有 249 次阅读2018-1-11 19:05 |个人分类:书讯|系统分类:文化| 道法自然, 科学, 莫言, 中国文学


     实际上,真正的文学是世界的。在彻底的形而上,在小说的心灵深处,中外古今是构通的。当然,这也是人类在地球上和谐共处的坚实基石。所以,人类在大地上和而不同的共处,也就是在同一的心灵深处的“共居、共建”。所以,可以看到,各种宗教退位后,人类唯一的“宗教”就是文学。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


  
作者  王小瓜    杨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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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不能走向现代


    王小瓜:你说了,小说是什么,生活是什么,男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这些都是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对不少人来说,都不是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老师杨单树:你问的这个问题,正是近代中国不能走向现代的原因之所在。中国不管人,还是世界、宇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从来是自然而然的、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没有问题,如何探索、思考、解答;没有问题,何来探索,何来解答,何来解答。

    欧洲,人是一个问题,存在是一个问题。因此,有了人的发现,有了人性的觉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爆发,才有了科技的爆发。面对生存与毁灭的绝境,诞生了科学的理性,科学的觉知,科学的担当。这是欧洲文明进化的必然。

    中国没有问题的出发点,这不是由哪个文明的高低或哪个民族智商的高低,所决定的。欧洲与东方都是来自同样的生命,都有同样的智商。有无问题的出发点,这是,不同的文化造成的。

    对此,应冷静客观地看待。现代中国人应超越狭隘的民族自尊,站在真相的立场,冷静客观地看待问题。传统中国以道德涵盖一切,缺失科学理性,因而,不能客观理解世界。传统中国,是主观的。而现代中国,则应是客观的。

    这里有一个案例,关于沈括的《梦溪笔谈》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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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杨单树:《梦溪笔谈》记录了,早在达尔文之前的六百年,沈括就已经发现了达尔文面对的问题。沈括经过太行山时,看到崖石壁上有很多密密的螺蚌壳和卵石,横亘如带。

    对这一发现,沈括想到的是,这里太古时可能是海滨,山上的这些遗迹(化石)是太古时海滨贝壳与淤泥堆积而成。这就是沈括的终极结论。他的发现不是关于人类的存在,关于宇宙的存在的问题。

    同样发现贝壳,达尔文却与沈括的反应截然不同。当达尔文乘船环海旅行时,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南美洲安第斯山,达尔文意外地在山顶上发现了贝壳化石。“海底的贝壳怎么会跑到高山上了呢”,这是达尔文无法迈过去的问题。

    达尔文的世界观,源于基督教上帝创造一切的创世论。上帝创造的一切,意味着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完美的世界,是不变的世界,是没有缺憾的世界。达尔文发现这个世界的变化后,意味着上帝创世的不可信。

    那么,有上帝存在吗?这对基督徒来说,是个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世界末日还可怕。世界末日,还有上帝可以拯救。然而,现在,却可能没有了上帝。

    这个发现,足以让意志不够坚定的人崩溃。如果在中世纪,达尔文一定会因为自己的发现而疯掉,他一定不敢相信自己的发现。恰恰,达尔文身处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近代,身处宗教不是决定一切的时代。

    所以,达尔文敢于去探索。达尔文因为上帝,而发现了世界。曾经,哥白尼也如此。哥白尼试图用科学证明天主管理下的宇宙所有的庄严秩序,结果他发现了地球围着太阳转,而不是宗教所说太阳围着地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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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自然”无法诞生哥白尼,也无法诞生达尔文

    
    老师杨单树:达尔文、哥白尼的发现,有绝对的“命定”。反过来说,对于沈括,这个最聪明的人,他的发现不是一个问题。

    他的发现和世界,和宗教,和历史,和人类生存,和人是什么,没有关系。这是因为,在中国的道德文化下,道德为最高标准,缺失绝对科学。

    我们的世界观是,世界是自然而然的,世界天然就是这样的。我们的世界观是不求甚解的。所以,五千年来,中国只有科技,没有科学。

    科学,必须是面对宇宙真理的问题。科技,只是实用的技术。中国缺乏科学的精神。因此,我们的文化没有“进化”的可能。

    如果,把从传统到现代,看成为“进化”。那么,我们的文化因缺失进化的压力,而失去进化的可能。对沈括来说,曾经是海也好,不是海也好,与宇宙、与人类有什么关系呢?沈括发现贝壳化石的意义,就像遇到一个石头和没遇到一个石头一样,不决定人类未来。

    如果不是欧洲文明,沈括的所见永远不是一个问题,永远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有资本主义的萌芽。

    由于自尊,对文明的失败,我们用主观情怀代替客观冷静。这是现代文明所必须根除的。我们要看到,中国的道法自然,面对思想是绝对的深渊,面对哲学是绝对的黑暗。

    没有人可以从中逃脱。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错就是对,对就是对。一切都是道法自然,怎么都对,没有错。如果有错,只有人错了,只有人的道德亏欠了。

    老师杨单树:如果以中国的思想,看欧洲文明,不管上帝说太阳围着地球转还是地球围着太阳转,都是自然而然的,不会有达尔文、哥白尼的问题,不会进化到未来,不会有人的未来。

    可以说地球文明终结于道法自然。在道法自然里不会产生独立的人本主义的思想,也不会产生独立的人道主义,不会产生科学。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产生达尔文、哥白尼。反过来说,如果哥白尼、达尔文在中国长大,永远不会成为哥白尼、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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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瓜:你说了,欧洲有问题的出发点,中国没有问题的出发点。但是,我还没清楚,走向现代需要哪些条件?

    老师杨单树:要走向现代,必须在内和外两种因素爆炸的前提下。内的因素,是生产力。要走向现代,必须发动生产力的革命。外的因素,是包括朝代政治格局在内的传统壳体。

    要走向现代,传统壳体必须被粉碎。鸦片战争前,中国都是自给自足的,以农耕文明为主体,内外都没有突破的条件。

    王小瓜:你说,欧洲因有问题的出发点,而进入现代。那么,中国进入现代,是否也意谓着对世界、对人的发问?

    老师杨单树:这里,要阐述一点,现代的意义是什么。个人认为,现代,意味着人的发现。过去,西方笼罩在上帝下,中国笼罩在道德下,人探索世界、发现世界的能力被遮蔽了。

    现代世界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世界。一切都是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严肃的,都关系到人存在本质的问题。农村是个问题,工业是个问题,自然是个问题,环境是个问题。男人、女人是个问题,生是个问题,死是个问题,性是个问题。

    现代和传统的根本差别就在于,传统,这些大多都不是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理所当然的。传统世界,一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道法自然的,大不了就是天命所归的。现代世界,就是对十万个为什么之所以为什么。

    从现代的意义上来说,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彻底的开放。面对问题,一切结论、解答都是相对的,有限的,有条件的。归根结底,开放,就是面对一个结果提出的问题。

    因为开放,今天中华民族走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今天,中华民族可以理性地科学地对待问题。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进步。“改革与开放”,这是中国对现代文明提出的最深刻的理论,和对现代文明实践的应对与回答。

  “道法自然”无法诞生哥白尼,也无法诞生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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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

    由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7年12月15日

    在港台及海外华人圈

    正式出版发行

    愿意关注本书所揭示的中国文学命运的大陆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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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作  者

    王小瓜:本名王朝书。女,生于1977年。现为中国四川省甘孜日报社记者、编辑。曾当过教师。已出版个人新闻纪实专辑《从大渡河到金沙江》,文学、文化、人评论专辑《康巴在哪里》。

    杨单树:本名杨丹叔。男。1961年生于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1983年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工程力学系(现四川大学环境与建筑学院),分配在成都某大学任教。

    为寻找人为什么活着、世界为什么存在、上帝为什么死的绝对理由,1988年,只身赴四川甘孜藏区。1993年,落户于甘孜藏区最美的牧区罗科玛草原。

    1996年,因身体不能承受高原严酷的气候,被迫退居康定。2016年,身体再次成为命运,退隐于甘孜州泸定县藏汉结合处海拔1600米的小板场自然村。

    三十余年来,一直在雪域、死亡、深渊中挣扎。几经生死,于2017年完成了跨越千页的宏大抒情史诗《时间的舞者》。

    目前,正创作六部本的大型思想随笔《伊雅苦的启示》;已完稿第一部《绝对安宁》的初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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